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对抗战时期的长江局贬多褒少，笔者认为，尽管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它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长江局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缺点或错误。但长江局的历史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总体上来考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本文着重从长江局对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战文化事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来加以论述。
    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于1937年12月。“当时长江局的任务，不只是指导长江流域各省的工作，还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①]这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全面抗战所作出的重要部署，包含着既联合友军又发展自己的双重任务。长江局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一是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所带来的抗战危机；二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出现所造成的党内波折。面对抗战初期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长江局领导为坚持贯彻党中央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了坚决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从而使长江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江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都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由于以往论着对长江局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及其错误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仅对长江局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试作论述。
    一、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组建新四军，使国统区我党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第一、恢复和发展南中国各省的党组织，建立了各省领导机构。
    长江局一成立，首先面对的任务，便是要恢复和加强南中国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前，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党组织已遭到普遍的破坏。除了15个游击根据地保存有一些党的力量外，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只留下北方局所属组织和上海、西安等地保存下来的部分组织外，其他都已被摧毁殆尽，有党组织关系的党员为数极少。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由中共中央自陕北派出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的、还有这时经组织营救出狱的党员分散到各地，但人数仍很少。这同全国蓬勃发展的抗战形势显然是极不适应的。如果不首先把各省的党组织恢复或加强起来，就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
    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到达武汉，10月，以中央派出的原红三十一军政委郭述申和刚出狱的钱瑛、陶铸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不久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次年6月正式成立省委。董必武任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长，陶铸任宣传部长。1937年9月，在开封建立了中共河南省委，次年2月，长江局派陈少敏、彭雪枫等充实了省委，后又陆续整顿或建立了豫东、豫西、豫南、豫中等特委。1938年1月，在安徽寿县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曹云露任书记，张玉屏任组织部长，宋天觉任宣传部长。1937年冬，中央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直属中央，由长江局联系。南方各省党组织的恢复或建立，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合法地位，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游击战争骨干。
    在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和指示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举办了4期抗日训练班，派彭康、方毅在红安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毕业学员一部加入新四军，一部回农村准备发动游击战争。1937年冬至1938年夏，长江局委托陶铸通过湖北省建设厅长石瑛的关系，以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名义，由李范一出面，在汤池、应城举办军事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游击骨干，组织了游击队。中共河南省委由彭雪枫在竹沟开办教导大队，派郭晓棠和一批青年参加国民党第十五军政训练班，参加五战区李宗仁在潢川办的青年军团。徐州地区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同李宗仁建立了统战关系，并以“动委会”名义训练了农村游击战争骨干。同时，长江局还部署了部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的任务。这些措施尽管后来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胜利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工作问题，明确规定了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长江局依据这些原则立即着手进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同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和叶挺在武汉筹划组建新四军等问题。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遵照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会议的精神，部队按江北、江南分别集中。江南方面，分别组建第一、二、三支队。长江局于次年元月批准江南各部队向皖南集中。江北方面组建的第四支队，是在长江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改编集中的过程中，长江局一再提出了巩固部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可以认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长江局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同国民党建立了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国内外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对内称长江局）到武汉的目的，就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建立两党合作关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国外的影响，团结各方面的人士一道抗战。代表团抵达武汉后，同蒋介石及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就国共关系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尽管国民党当局对共同纲领、合作组织形式等主要问题无诚意解决，但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各民主党派的呼吁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等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合作态度。
    长江局除了担负同国民党谈判的工作外，还在武汉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中共代表团同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周恩来、董必武等经常邀请他们座谈、茶叙。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励，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事，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种经常的开诚交谈，使他们逐渐增进对中共的认识，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共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时，长江局加强了对港澳等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中共代表团要加强华侨工作，国际宣传委员会由长江局负责，长江局在香港、武汉同时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同月，长江局讨论两广工作时就明确香港是“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身份去香港。次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它是开展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方面工作的实际机构，6月，宋庆龄和廖承志、潘汉年一起在香港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廖承志任“保盟”中央委员和秘书长。“保盟”一方面向国际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和需要，呼吁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以医药、物资供应中国（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接受捐赠的款项和物资。抗战初期经香港和广州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闽南抗日游击队的爱国青年和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华侨达千余人。对华侨从财力、物力、人力上对祖国抗战的积极支援，周恩来、廖承志等一再致电表示“万分感佩”、“我八路健儿当奋斗到底”，以“副侨胞殷切的期望”。
    长江局在武汉从事的统战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收到显着的效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后，同代表团联系的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还常有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前来访问。这就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国际社会的接触面。长江局设立了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王炳南等会见过许多国际友好人士，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白求恩、爱德华、伊文思、艾黎、爱泼斯坦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重要的帮助。长江局领导人还出席了欢迎日本反战友好人士鹿垣夫妇和法国记者色斯的大会，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名义组织了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盛大招待会。为了打破国民党一党包办外交的局面，长江局领导人与反法西斯国家的使节也有一些接触。周恩来同英驻华大使卡尔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号召全美募捐百万美元救济中国时，周恩来又会见了美国总领事戴维斯，表示感谢。中共代表团在武汉与世界各国人士的交往，无论对当时和后来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并为中共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
    受长江局党报委员会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事迹，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新华日报》、《群众》相继于1938年4月和12日创刊。《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以合法身份公开出版的和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它在《发刊词》中宣告：“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报纸一出版，就受到团结抗战的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40余人挥毫题词祝贺。它们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两报刊认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围绕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积极宣传，取得了显着的效果。台儿庄胜利喜讯传来后，《新华日报》在社论中除了肯定其意义之外，着重指出：“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开端”，必须准备打持久战。并一再强调“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②]《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还坚决揭露敌人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华制华”的阴谋，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维护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华日报》全面报道抗日斗争情况，它不仅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并且热情地报道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成果，从1938年2月中旬到5月中旬，仅发表陆治军的关于国民党军队抗日的战地通讯即近30篇。它还广泛地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介绍了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各方面的斗争情况与经验，仅长篇通讯就有47篇，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真实情况的封锁，回击了他们的诬蔑。作为党的机关报刊，两报刊经常发表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的文章与讲话，及时刊登党的声明、决定、启事。通过这种渠道，既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共对重大事件的立场和态度，又直接指导各地中共组织开展工作。
    在发展武汉抗战文化事业方面，由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三厅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作用。它在武汉主持过各界第2期抗战扩大宣传周；它举行过“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活动，成功地发动了献金运动，为抗战募集了大量经费；它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3个电影放映队，领导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很多抗战艺术故事片；成立了“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它组织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协助了“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开展对敌工作；它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了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这些文化宣传都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是国共合作的又一丰硕成果。
    综上所述，长江局在武汉不到一年的时间，正处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里走出来，踏上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总体上来考察长江局的历史，我们认为，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这一年，在抗日战争史上是坚持战略防御阶段准备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一年，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关系最为融洽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南方各省党的组织大发展、群众队伍大发动、统战工作大开展的一年。长江局对这种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个时期长江局的各项工作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抗战高潮，还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思想、组织、群众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