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工作重点从民主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有一个“工作怎么起动，全省怎么带动起来”的问题。
    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工作，福建省是采取广泛征集资料来起动，以重点专题征编和编史来带动全省。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是继续延用原来的办法，还是根据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特点和我们省的实际情况，采取新的决策？这个问题，我们想了一年，议了一年，试了一年，才理清思路，确定以专题研究来起动，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
    “以专题研究来起动”，有4层意思：一是以专题研究的需要征集史料，而不是先广征，后搞专题；二是把征集、研究结合起来，为编史打基础、撑骨架，不是截然分段，或搞两套人马；三是骨干、重点专题先行，同时考虑其他专题，不是搞一篮子专题，齐头并进；四是投石问路，锻炼队伍。
    “以六年规划即系统工程来带动”，关键在于：一是明确提出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福建党史这一大目标，以编史为龙头，为主线，带动党史各项工作，以增强党史事业感召力；二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把专题研究计划与编史计划结合起来，既以编史要求来扩展征集，深化、带动专题研究，又为编史夯实基础，以增强科研群体的凝聚力；三是要求各地规划与省里六年规划相衔接，以省带动各地，以地带动各县，以发挥党史事业的更大影响力。
    实践证明，确定总体思路难，具体组织实施更难。思路明确后，贵在起动，贵在咬定“目标”不放松。
    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搞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观。不是以这个史观为指导，就是以那个史观为指导。搞党史研究或者专题研究，不讲史观是不行的，也是不现实的。只是你自觉或不自觉而已。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搞党史专题研究或者编写地方党史，毫无疑义，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历史决议的原则和精神。从史学角度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最核心的内容有3条：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变革。研究、编写党的历史或党史专题，首先必须把唯物史观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搞清楚。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理论功底深不深，理论准备足不足，首先取决于此。
    台湾学者是不赞成唯物史观的，这从他们出版的一些史着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主张民生史观。台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兼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解释说：“民生史观就是三民主义历史观。”尽管当年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倡导、鼓吹，但民生史观在世界史坛上信奉者还是廖廖无几。因为它不是强调以物质为中心，而是主张以人的灵性理智为中心。
    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潮。这股思潮对党史研究是一种干扰。在哲学、文学、文艺等领域同样遇到这股思潮的干扰，但在史学研究领域尤其显得突出。这股思潮概括起来就是4句话：“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当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问题，在史学领域主要表现以下7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践，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二是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指责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即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说它是“激进主义”的产物，是全盘的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把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说是“外来的异族文化”，与我们民族精神格格不入。
    三是否定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150年。”
    四是用改良否定革命。认为中国近代从谭嗣同开始，都是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如果孙中山不搞辛亥革命，也许中国的现代化早已实现了。他们断言“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因此提出：要告别革命，他们认为革命过去历来被认为是褒义词，其实应该是贬义词，放眼世界，凡是搞了改良，结果比较好，而相反，凡搞过革命的国家，现在情况都不很理想，英国、法国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英国、法国在西方世界始终不算头等国家，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现在就是要用文化保守主义代替政治激进主义，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和消除主流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
    五是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一一翻案，而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巨人如林则徐、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一贬再贬。说什么“太平天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曾国藩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和主流。”所以，现在书摊上，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家信比比皆是，而且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启发人们“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人还提出这样观点：是袁世凯开放的文化政策培育了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和毛泽东，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还污蔑毛泽东是“农民的皇帝”，是“大空想家”。这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思潮。
    六是把现实中的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如现实需要稳定，就把稳定看成近代压倒一切的任务和衡量一切的标准，因而，就把起义、变法和革命指责为不利于稳定，而予以否定。
    七是打出主体性哲学的旗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主体性哲学，即无限扩大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张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同自然领域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而且是相互交错的。一般地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离开偶然性也就无从谈必然性。但在众多偶然性中又确实存在或孕育着历史必然。而他们则断言历史决定论就是历史宿命论，认为社会历史领域没有什么必然性，一切都是偶然性的，个别杰出的人物往往会改变历史的命运。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分清基本界限，江泽民提出的要分清的第一个界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我们要很好地理解它。在党史研究、专题研究中，对当前出现的这些带倾向性问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真正做到以正确的历史观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研究。
    二、要写出思想，体现思想理论力量
    编写党史专题当然要写事实，没有事实就不成为党史专题，但又不能史料堆砌、就事论事，不能记流水帐或搞成大事记集锦，而是要通过历史事实来表达一种思想。一个党史专题要有一个思想、灵魂，就是每一部分也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体现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让人们从中得到历史的智慧和理论的智慧，这是对党史专题的高标准、严要求。地方党史研究工作已历经15载，今天我们有理由也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能总停留在党史研究的初级阶段。
    党史专题要写出思想，就要把理论素养的高度与党史研究的深度结合好。实践反复证明：掌握理论要有历史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才能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这是党史研究也是党史专题研究提高水平的一个方向。
    党史专题要写出思想，还要坚持把按当年历史面貌写历史与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历史统一起来。过去对1956--1966年这10年的历史是采取正确与错误、成绩与问题来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已把它提到两个发展趋向来表述。最近中央党史部门专家提出要把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贯彻到29年的历史中去（即从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丰富与发展。就是说，在这29年中，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两个发展趋向，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这两种趋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共存的，共存于全党共同的探索、共同的认识中，也共存于同一个人的思想中（包括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不但相互共存，而且是相互交织。这29年常常表现出正确之中有错误成分，错误当中又含有合理内核，或者是全局错误而局部正确，全局正确而局部错误等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复杂特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力争较高速度的发展是必然的、正确的，但超越了这个界限，单凭主观臆想，脱离主客观条件搞盲目冒进的超高速度则是错误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错误趋向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正确发展的趋向仍然存在，只不过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因此，编史时把“文化大革命”这一篇题目定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就比较确切，从题目上就点明两种发展的趋向。这个思路应该体现在今年各地正在进行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这个专题中去。一般来说，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实践，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这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但这时期也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如“双百”方针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就没有真正得以贯彻。这时期，毛泽东在坚持三面红旗“左”的指导思想下，也同意纠“左”，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中抓阶级斗争，但没有停止国民经济调整。这些都是不一致的表现。因此，写这29年党史，应该体现这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趋向还是错误的倾向，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不同的认识、不同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历史条件与理论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