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代思想家们都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出发，表述了各自不同的西方文化观。孙中山作为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代表，始终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向西方学习潮流的前列，并在他领导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方文化观。探讨孙中山的西方文化观，不仅可以看清西方文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要救国，“只有学外国”
    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打开了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国门，而且也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的文化意识。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西方化价值观的直接冲撞，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作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是拒斥还是接受，拒斥什么，接受什么，痛苦的文化选择已无法逃脱。
    近代思想家们抱着救亡图强的热切愿望，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企图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和魏源等人，认为要制服“外夷”，就必须首先了解“夷情”，就必须承认并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为此，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他们对西方“长技”的理解，主要局限在西方的器物文明和坚船利炮上，但这毕竟冲击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的自傲情绪，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感到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从而“开西学之先声”，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此后，不论是早期改良派的“中体西末”论，还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论，再到后来的“全盘西化”论，都是近代思想家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作出的回应。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充分肯定了当时中国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同很多近代思想家们一样，也强烈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富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一认识，是孙中山从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中，从中西文化的直接对比中获得的。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2]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旅居英国期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外交、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着作。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环绕地球，周游列国，一面考察各国的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我的革命运动。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3]。这段经历有助于他对西方社会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和了解，从而使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他的西方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通过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亲自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和中国文化的相对落后。他说：“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4]西方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走在近代中国前面，而且在武器、生产工具等方面也比中国先进得多。从总体上来看，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固有的“旧物”，当作“过代之文化”，把西方近代文明当作外来的“新物”，当作“近世的文明”，并进行对比，“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象武器一项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象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要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所用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5]西方不仅在科学技术和器物文明方面优于中国，而且在政治文化和心性文明方面，也有比中国进步的地方。“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6]。可见，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化在总体上是优于中国文化的。
    重要的不是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而是要放弃文化保守主义，采取开放主义文化观，主动学习西方文化中的长处和精华。为此，孙中山认为，“中国未经产业革命，向持闭关主义”，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造成“国势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要摆脱被动挨打、亡国灭种的厄运，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态度，“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他在1887年同俄国学者谈话时就曾明确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7]。因为，“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8]。不仅国家不能富强，而且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得不到发展，“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9]同时西方近两百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中国只要取西方成功之捷径，借鉴西方成功之经验，避免西方失败之弯路，便可省却许多“冤枉工夫”，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果，必定会“后来居上”。因此，“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10]他坚信，中国“如果能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11]。
    孙中山不仅要求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且他本人也自觉地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变为自己的思想养料。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渊源于欧美，对欧美的“学说事迹”加以“规抚”的结果，正如他本人所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都是仿效欧美。”[12]
    无可否认，孙中山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推崇到有所分析的过程，从毫无保留地吸收到有所保留地吸收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仿效欧美到借鉴欧美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中国应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基本观念，始终未变。
    二、博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
    要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首先，孙中山批判了在对待西方文化上的两种错误的极端态度：一是极端排外，一是极端崇拜西方文化。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13]但随着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尤其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处国殖民者依靠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无忌，部分中国人开始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洗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14]。从此，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15]。而且这种“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孙中山极为憎恨那些一味醉心于西方文化，“奉欧美为至上”，不加分析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的人。如某些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意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回国之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所以住不许久，便厌弃中国，仍然回到美国”[16]。孙中山认为，这种学生“是无志，只知道学人，不知道学成了以后想自己来做事”，并为他们而感到耻辱，“吾甚耻之”，认为“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者”，必定是这些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学奴”。
    那么，究意怎样学习西方文化呢？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孙中山认为，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立足本国的国情，博取西方主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他在1887年就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17]。在晚年，孙中山更加看到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的危害性，多次指出，如果对西方文化“一味的盲目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有大害的”。孙中山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是他的西方文化观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西方文化观高出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