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形成博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不照搬的文化态度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对待西方文化的不良倾向提出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逐渐向西方文化开放，逐渐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崇拜西方文化价值的心理明生暗长，而民族自信心却逐渐低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欧风东渐”，“西风”劲吹，人们执着地向西走，一些“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过分抬高西方文化的价值，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与此同时，又贬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如果听任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必然会走向“全盘西化”，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孙中山冷静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认为西方文化有其长处，可以学习和借鉴，但决不能照搬盲从。
    第二，是从理论上对西方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和思考的产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同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的，都必然会带有民族和政治的局限性，都不可能完整地稼接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中；同时，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同历史上的其他文明一样，既有积极的成分，又有消极的因素，因此，也是不能照搬的。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18]。任何文明都有双重的社会价值，西方文明也不例外。一方面，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财富的贫富不均，其结果是，“欧洲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19]因此，孙中山一再强调，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欧美文化中的精华，决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其次，由于各国的风土人情不同，社会状况不同，因而必然会造成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也不能盲从照搬。孙中山说：“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20]他又进一步把欧美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同欧美的政治振兴区分开来，认为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可以尽量仿效，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学则应该有所分析，有所取舍，有所变更，而不能盲目照搬。他说：“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譬如电灯，无论在中国的什么房屋，都可以装设，都可以使用。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国自己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大错了。”[21]这样不仅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的危害。最后，欧美的政治学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还有许多弊端，欧美在实行民权的过程中也遭到了许多挫折，遇到了许多障碍，出了许多问题，所以“我们倡民权，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外国人拿最新发明的学问来研究民权、解决民权问题，在学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没有好发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解决的方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22]因此，如果盲目仿效欧美的政治学说，“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时，首先“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得清清楚楚”，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同时结合自己的国情，顺应时代的潮流，加以创新，“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即可免费“许多冤枉工夫”，又可避免“再蹈欧美的覆辙”。在此，孙中山已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中国实行民权，改革政治，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实际，创造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既然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文化，而只能吸收其中的精华，那么，什么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呢？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它是否是精华呢？这就涉及到了文化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在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标准：一是“中体西用”论的文化价值标准，它基本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评断西方文化的价值，一是“全盘西化”论的文化价值标准，即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来评价文化的价值，这两种文化价值标准，在总体上来看，都是不健康的、片面的。孙中山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摆脱了上述两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局限性，跳出了“非中即西”的简单循环的圈子，从更高的层次上，确立了崭新的文化价值评价标准。孙中山认为，凡是对于我们有用处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应该加以继承和吸收的；凡是对我们没有用处的，就是应该加以抛弃的。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23]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我们学到手以后，可以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更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可以改善人民生活，使中国走向富强，因而是可以学的；而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弊端，学来之后，只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因而是应该加以剔除的。在孙中山看来，判断一种文化是否有用处，既不能从个人的主观好恶和需要出发，也不能从单纯的“学理”出发，而只能从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为最终标准。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资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24]这样，孙中山最终找到了一种评判西方文化中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的可操作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孙中山西方文化观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后来居上，驾乎欧美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并不是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然后“渐渐发动”，“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这样，孙中山就把他的西方文化观同爱国主义情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西方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首先，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放光彩。从阶级基础上来看，孙中山所代表的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封建专治制度为基础的旧文化，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重建新文化，必然意味着对旧有文化传统的批判。但孙中山并未由此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在他看来，推翻帝制创建民国，不是要全盘丢掉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反，“是要恢复数千年历史上的文明”，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孙中山认为，“中国之文明已着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25]。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在近代却相对落后了，相反，欧美各国在近二、三百年间却雄飞猛进，独步先行，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因此，中国要想强盛，要想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必须要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展，便能成功”。[26]而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极为必要的。可见，我们在“恢复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27]。孙中山认为，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不难，“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本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28]。他坚信，只要“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则中国文化必然“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再现昔日中国文化的风彩。
    其次，学习西方文化，使中国变为富强国家，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在其西方文化观中，表现出一种“驾乎欧美之上”的宏大气魄。他反对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采取爬行主义的态度，认为我们绝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步人后尘，去学习“西方历史上的文明”，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从高处着手，“迎头去学”，学习“西方发展了以后的文明”，学习“西方文明的最新成就”。他说：“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共进步方速”[29]。譬如在技术方面，西方大体经历了用煤到用电两个阶段，如果我们能从发展最新的电力技术起步而不循西方由煤力而电力的老路，“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十年之后，定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因此，“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30]。孙中山认为，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用了不到几十年的时间便一跃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中国若能象日本那样迎头去学，定能后来居上，用不了多久就会“驾乎欧美之上”，成为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总之，孙中山在西方文化观上，坚持开放的文化心态，正视东西方文化上的差距，认识到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同时，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辩证的立场和发展的观点，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和西方近代化模式的局限性，力图通过借鉴西方模式，达到超越西方模式的目的，这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他对中国文化近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没有给孙中山提供更先进的思想武器、更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更从容的历史环境，因而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性质，没有更详细地对西方文化中应加以继承发展的因素进行系统梳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和遗憾。这表明，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仍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70页。
    [2]《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第1页。
    [3]《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583-584页。
    [4][5][12][13][14][15][20][21][22][30]《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第758、759、758、760、759、760、763、763-764、760、788页。
    [6]《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140页。
    [7][9][17]《与〈伦敦被蒙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6页。
    [8][11][23][26][27][28]《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89、690、651、679-680、688-689、6898页。
    [10]《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1页。
    [16]《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38-539页。
    [18][19]《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4、84-85页。
    [24]《与邵元冲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55页。
    [25][29]《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7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