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等。他曾指出：“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37]
    引进外国资金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构架这一思想的基点。他说：“经营上之发达，自然、人力、资本三者皆有巨效。而今日谋中国之发达者，不患自然力之不充，人力之不足，所缺者资本而已。”[38]资金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就在欧洲谋求新政府的借款，并作出估计：“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39]如此巨款，孙中山曾寄希望于土地国有、涨价归公上；但是，辛亥革命后，平均地权未能实现，这一希望也因之落空。孙中山曾试图发行公债筹措建设资金，但认购者寥寥无几，无济于事。因此，孙中山指出：“唯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唯有募集外资之一法。”[40]那么如何引进外资呢？孙中山设计了两条途径：一是与西人合股建立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则振兴中国实业”[41]。二是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于实业。在这一途径中，孙中山又以修筑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更为具体的方式：“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合股；丙、外人包办。”[42]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而以丙法最善，“较之借款自办，可免五害：一无交款回扣之害；二无购料回扣之害，三无按年出息之害，四无亏耗津贴之害，五无至期偿还原本之害”[43]。孙中山针对清廷借外债镇压农民起义和满足各种奢侈消费的弊病，提出要严格掌握外资合理流向。他反复强调：“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44]借外债应“从事生利事业，不可以供消耗之用”[45]。否则犹如剜肉补疮。
    孙中山对外国人才的引进也十分重视。他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致郑藻如书》中，他就针对晚清社会“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的现状[46]，提出多设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又将“人能尽其才”列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四事之首[47]。辛亥革命胜利后，“百废待举，需才殷切”[48]。诚如孙中山所说，“中国此时所最可虑者，厥为人才缺乏。”他还以铁路建设人才为例作了一个估计说：“合计全国现有之铁路人才，其实在可用者，不过百余人，而经理之才，尤为难得。”[49]孙中山算了一笔帐之后说，方法有二：“一为多开学堂，多派留学生到各国之科学专门校肄业，毕业而后，再入各种工厂”，“斯为上着”；“二为广罗各国之实业人才为经营创造”[50]。这样，他明确地提出了取才异域、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引进何种人才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不应局限于某一方面。1914年，他致函戴德律请求“物色各种行业的专门人才”[51]。1923年，又致函邓家彦，表达了“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的”的想法。[52]随后，他又希望德国能派专家协助中国开发广西和实现国家管理商业。[53]孙中山从来没有把引进人才局限某一特殊领域和行业，他认为只有广罗各种人才，才能万端齐发，百业振兴。此外，孙中山还希望通过引进外才来加速我国人才的培养，并逐步替代外才。他说：“国家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54]1922年10月，孙中山在复函但懋辛时说，所办事业的经营管理，初由外国专家代之，“同时并任训练吾国人才之责”[55]。
    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早年“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56]。深切体会到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十分重视科学技术。早在上书李鸿章时，他就认识到“农家之地学、化学”，“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能“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农家之植物学”可以让“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57]。“化学精，则凡动植物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58]。1895年，孙中山在《拟创立农学会书》中写道：秦西诸国，“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工商各设其会，“皆能阐明新法，着书立说，各擅专门，则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59]在这里，他所说的“顾己之命脉”，意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以科学知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破除传统旧习和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作用。他说：“凡真知特识者，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60]1912年，他对德国扎尔茨曼说：德国与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同，它的一切都是极其认真地、系统地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使一切都纳入科学体系中去，这恰恰就是我们同一切传统决裂所需要的东西。”[61]因此，我们要努力“学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62]。那么，如何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呢？孙中山认为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引进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外国先进机器设备。他说：“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间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63]“我们革命之后要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大力量，买很多的机器，去开采各种重要矿产。”[64]他认为，引进机器，“可以灌文明，可以强国”[65]。
    此外，孙中山对外国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也极为关注。1913年，他说：“中国近日之情状，恰于富人广有物产，藏于仓库，而未能启其筦钥。所谓筦钥者，即经营实业方法是也。”强烈要求输入欧美日本人的新方法于中国，“合力图大陆上实业之发达”[66]。
    引进外国的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四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外资的引进有助于人才的培训以及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吸收；人才的引进也便于吸收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孙中山对这些问题也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的。他所说的“外资”，“不尽指金钱”，还包括生产之机器[67]；他所说的“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68]。
    四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旨，以实现中国近代化为目标的，因而其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明显的特征。
    其一，强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丧权辱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他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特别提到，“埃及所以借外债而亡国者，失主权故也。美国初独立时亦借外债，而美之能兴者，则不失主权故也。”[69]并为新政府提出了“勿失主权”、“勿用抵押”的重要借款原则。1913年，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发起创办中日合资企业，双方在逐条讨论公司计划书时，围绕着以何方法律为主的问题展开了磋商。孙中山坚持一定要以中国法律为主，认为这是国家的主权问题，表明了他扞卫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70]尔后他在《实业计划》序言中着重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71]把能否维护主权提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其二，强调平等互惠，反对外国独占其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尚未归国，他在法国巴黎与《政治星期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利，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72]。1920年，孙中山在谈及中美合作时，建议：“美国的资本家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美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的资本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73]翌年，孙中山与东方通讯社特派员谈到如何改善中日两国帮交时，他希望“日本实业家早日当觉悟，对华投资须以非侵略、对等的、而以增进中国的幸福为要紧”[74]。
    其三，强调“取法乎上”，后来居上，反对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75]稍后，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时又谈到，学习外国只能“取法乎上”，而不能“取法乎中”，更不能“取法乎下”。他说：“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万不能永久太平的。”“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6]1919年，他在阐述三民主义主旨时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之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77]在引进外国科技方面，“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居上’”[78]。这种创造性地学习外国的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其四，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取长补短，反对照抄照搬。1897年，孙中山在谈及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时就声明，“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79]他清楚地认识到，“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80]；况且欧美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81]，要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只能“取人所长，补我所短”[82]，要“内审中国之情，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83]。孙中山还尖锐地批评了某些极端崇拜外国，对民族历史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事事都是仿效外国”[84]。孙中山认为，这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两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
    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考察，还是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更久远的历史跨度来审视，其所昭示的历史必然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
    收稿日期：199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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