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余：1110钱
    可见，这个家庭在中等年景下的节余额不过1100钱左右。按此积累，要攒足15000钱至少需用14年时间。这样看来，15000钱的娶妇或嫁女费用对一般的庶民家庭来讲，恐怕已是难以承受了，以“奢侈”二字形容，实不过分。更何况在当时的世风之下，那些下层官吏和庶民家庭的嫁娶费用可能还不止15000钱。关于这一点，我们由平帝朝廷颁布的这条法令即可推知：因为若非如此，统治者何以要明令禁止呢？
    在汉代社会中，婚嫁费用之高，即令一般下层官吏也难以承受，以至有长官为僚属集资娶亲的事情。如李固助展允婚教云：
    “告文学师：议曹史展允笃学贫苦，慈孝推让，年将知命，配匹未定，闻之怆然，甚闵哀之。夫冠娶仕进，非所以己，允亲兄弟无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师辅为允娶，云谭处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钱千率。先大夫天府内史守助佐千及谭掾等其欲议朋友少征条目，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注：见《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
    展允的身份为议曹史，属于下层官吏，其成婚在“礼宜从约”的情况下即需要支出20000-30000钱。这大概远远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所以上司李固和同僚们才要为他集资聘娶。
    四。统治者抑制婚俗奢靡之风的目的和可行性
    奢靡的婚俗竟到了令贫人“不举子”的地步，统治者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有作为者会采取措施来“抑奢”，前文分析的法令就是一个例子。关于统治者“抑奢”的目的，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了保障国家的财政供给。众所周知，任何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资源供给，国家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政治组织更是如此，它要能够维持军事力量和官僚机构，推行其政策，就必须有自己的财政来源。所以，“任何国家首要和基本的活动就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用之于创建和支持暴力与行政管理组织”（注：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第29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向国家提供财政资源的基本单位。婚姻，则是家庭产生的前提条件，而家庭又为婚姻的实现提供物质支持。嫁娶费用高涨，奢靡成风，会使众多家庭因婚姻而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导致众多家庭在经济上的倒退，降低了他们为国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男女“过时无匹偶”，贫人“不举子”，势必影响到人口的再生产，抑制社会中资源供给单位数量的增长。这些，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很不利的，统治者势必然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第二，要维持聘娶婚这种婚姻之“礼”。在聘娶婚的形式下，“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按《礼记·昏义》的解释，婚姻之所以要采取聘娶婚这种形式，是为了“坊民之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以使男女双方“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的产生，是先“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正因为如此，“婚礼”才被视作“礼之本也”。婚俗的奢靡，则会带来以财论婚的现象，世俗之人互相攀比，致令“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寡”，这一方面使“婚礼”丧失了它原有的“坊民之淫，章民之别”的本意，另一方面又会使聘娶婚这种婚姻形式的约束力减退，在道学家眼里，婚姻违“礼”之人必将日渐增多。统治者出于维护婚姻之“礼”的需要，也会对世俗中的奢靡婚俗予以抑制。
    第三，是为了建立和维护“量禄而用财”的社会秩序。
    所谓“量禄而用财”，就是：“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生有轩冕、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绞衾、圹袭之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服制》）这正是一幅“礼治社会”中的景象。我们知道，建立一个“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礼治社会”，是众多儒家学者的梦想，西汉元、成以后的统治者即接受了这种梦想，这在永始四年谴责奢靡世风的诏书中即有体现：
    “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穀，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注：《汉书》卷十《成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