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叛党叛国、私调飞机仓惶出逃的反革命事件。周恩来生前指出，“九·一三”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思想基础的，从九大搞夺权，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最后搞“571”（指林彪指使儿子林立果一伙在上海密谋的“武装起义”计划）。当时，由于毛泽东洞察一切，南方巡视提前于9月12日回到北京，从而彻底打乱了林彪策划的武装政变、分裂党和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林立果在毛泽东到达中南海的同时，窜到西郊机场私调了林彪经常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飞往靠近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当晚林彪就是乘坐这架飞机出逃的，两个小时后于蒙古境内机坠身亡。真可谓机关算尽，葬送了自己性命。
    “九·一三”事件整整过去25年了，笔者当时在空军指挥所亲历了这一事件的始末，现在回忆起来，仍感慨万分。
    （一）
    1971年9月12日，是星期日，空军办公大楼和往常一样平静。晚上，林立果在空军的法西斯别动队“小舰队”成员麋集在一位副司令员的办公室内，正密谋策划次日南逃，另立党中央的行动计划。楼下指挥所内一如既往，值班指挥员、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去天安门了，因为当晚正组织国庆群众游行的彩排，指挥员由副参谋长白云代替，总值班员是空军指挥所的副所长王级三，值班作战参谋是徐心德（现任空军副参谋长、少将）和我。
    晚10时半左右，吴法宪在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指挥所找梁璞，因为北戴河中央警卫部队报告周恩来，林彪女儿林立衡反映，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去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①]，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后来又说，林彪、叶群、林立果等马上要乘飞机出逃。当时周恩来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所以当面就问吴法宪，空军在山海关的飞机情况，吴便打电话找梁，没找到梁就又找了胡萍[②]，后来才向周恩来谎称，三叉戟256号是夜航试飞，中途故障，降落在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当机立断，命令“这架飞机停在那里，待修好后立即回来，不准带任何人来北京”，“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吴法宪遵照指示，又来电话让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各种飞行，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统统不要飞了。徐心德及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调度室等传达了这一命令。此后，周恩来派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亲自掌握那里的情况。晚11时半，吴、杨到达西郊机场空军某师指挥所，吴法宪神色慌张，急嚷着要找该师师长时念堂，并要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潘景寅（256号飞机机长、师副政委）。
    9月13日零点32分，空军调度室报告，山海关机场三叉戟256号飞机起飞，航向西北，并告梁参谋长在调度室。同时，周恩来也得知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256号强行起飞，便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命令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镇指挥，随时报告情况，24小时都不要离开；随后，又派纪登奎（副总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零点40分，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你们指挥所，需派人到门口接一下”。于是，王级三报告梁璞在何处后立即跑去办公楼大门口等候，我和徐分别报告了空军王辉球政委，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副司令员。随后李德生带警卫参谋进入指挥所，白云指着总空情图板报告了三叉戟的飞行动态。正在李德生查问梁璞在何处时，梁璞从调度室来到了指挥所即向李德生报告了一些三叉戟的情况和飞行特点，说：机上机组不全，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都没有上去，高度只飞3000米，耗油率比高空增加许多，看来最远也只能飞到依尔库茨克，但这正是回避我夜航截击机打击的较有效办法等等。李德生听取梁的报告后，看着标图板显示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了三叉戟飞行的动态。这时，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王飞（林彪死党，空司副参谋长）等相继进入指挥所。首长们表情严肃，一点不象梁璞那样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地大声讲话，尤其是王飞脸色铁青，身着短袖衬衫，坐在我身旁，好似有些发抖，因为他下午4时才送走林立果，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件他心中最有所悟。
    接着，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于温都尔罕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要找他们指挥所值班指挥员亲自接电话，叫航行局局长尚登娥也来，航行部门要知道。我与徐心德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对方都是首长，接电话、记录、复诵都很费时，作战部副部长郝昌照主动站起来帮我们也向下传达命令，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接着空军在场首长研究，经李同意，又向各军区空军指示，要增开地面警戒雷达，严密对空监视，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二）
    这时，指挥所又稍稍安静了片刻，只见曹、梁与李低声交谈，还不时比划手势。3时22分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给梁璞说，沙河机场203团报告，3时15分起飞了一架直升机。一下打破了指挥所的短时沉寂，李德生急着问是什么人？我即用电话问航行调度值班参谋付本理，他说是“周宇驰、于新野等，拿着林副统帅手令去调动的飞机。”我便报告李德生，直升机是党办副主任周守驰（林彪死党、林立果“小舰队”头目）和秘书科副科长于新野（林彪死党，“小舰队”核心骨干）拿着林副主席手令去调的飞机。梁璞说，他们都是林立果身边的人。又问：“禁航令”知不知道？回答是时念堂师长向203团传达的。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新的情况，同时梁璞找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谈准备打直升机的事。这时，总空情图板上已清晰地显示出直升机正朝张家口方向飞行的动态。曹、梁等报告李德生拟组织张家口机场某部夜航大队的截击机来拦截直升机，内蒙和杨村机场的部队也要作好准备。李德生把指挥所研究的方案报告了周恩来。
    3时45分周恩来来电，说他已请示了毛泽东，“一定要把直升机迫降下来，不听就打它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梁璞打电话给李际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命令张家口机场立即起飞拦截，因为直升机飞得低、速度慢，可以主要用歼-5甲，开着航行灯，示意直升机迫降，若不肯迫降就坚决开炮把它打下来。要在地面向每一个作战飞行员都讲清楚。接着便连续起飞了6架截击机，开着航行灯，在地面的指挥引导下，在直升机的前后左右穿梭般地反复拦截。
    拂晓4时许，雷达发现直升机从张家口以北转弯折返，有逐渐向着德胜门方向飞行的趋势时，指挥所便投入了组织北京城防高射炮和探照灯进入战斗的准备，目的是不让它飞入北京城区。李德生提出，高射炮射击要避开高大楼房和古代建筑，射击方向要指向城外，无论如何不能把炮弹落到城里来。梁璞又向李际泰布置了高射炮打直升机的问题，传达了李德生的要求。当直升机飞越清河时又突然转弯向十三陵方向飞，还在那里盘旋开了。时值天将黎明，为以防万一，又命令张家口、杨村机场各起飞战斗机一批，进行空中搜索监视。
    此时，领航参谋刘振华报告，按直升机的续航时间计算，已不可能再飞出境了。于是指挥所内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李德生开始讲一些题外话，诸如副统帅子女在你们空军当兵，你们要把他们当成普通一兵，总不能把副统帅儿子、女儿当成副统师来对待吧！当时，我从言谈中感觉到，党中央对林彪在空军大搞阴谋、派子女来帮吴法宪“保权”，可能有所察觉，但又不甚清楚，特别是对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抛出“两个一切”即“空军的一切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由立果同志调动”，以及王辉球主持空军政治部党委制定的“五条措施”，什么“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立果同志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等等，大概就更是知之甚少了。其实那时吴法宪、王辉球已经把自己和空军当猪崽子，卖给林家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是最典型的卖身投靠，这也正是林立果成为空军太上皇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6时半左右，北京的上空已旭日初升。由于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开初是不明真相，被骗驾机，当发现这伙亡命之徒妄图叛逃的真面目后，遂巧设计谋，先把罗盘倒拨，后称仪表故障等等来蒙骗他们，始终不让飞机北上远去，而是多次原地盘旋，足足在空中周旋了3个多小时，直至航油耗尽，才把飞机迫降在北京郊外的怀柔境内，最后遭到法西斯分子周宇驰的凶残杀害，周、于自杀身亡，死有余辜，李伟信则被活捉。
    此时，接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庆彤电话，是传达周恩来指示，说“禁止飞行的命令，同样包含民航的国内外班机和其他飞行”。当向民航传达时，他们已接到国务院通知，拟以技术原因不接收国际航班来华，也不起飞任何国内、国际航班和其他飞机。
    上午8时，指挥所组织交接班，李德生在会上指示，一是晚上的情况要绝对保密，不得随意泄露；二是指挥所要加强战备值班，值班人员要相对固定；三是全国的雷达部队要加强主要方向上的警戒，发现情况立即上报；四是机关各部（局）立即清点人数，凡有下落不明的由各大部汇总报告；五是直升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处理，空军暂时不要管。
    （三）
    9月14日晚上，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听取外交部汇报驻蒙使馆关于三叉戟飞机在蒙境失事的报告后回到指挥所，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口气说，“机毁人亡，最好的下场”。因为当日8时30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约见我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这件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气候不好，但是我们仍然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经多方察看，所获证据表明，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的飞机，机上乘员共9人，其中包括一个女的，不幸全部遇难。”
    9月21日午夜，周恩来、李德生等听取了我国驻蒙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关于三叉戟256号专机在蒙境坠毁现场以及尸体掩埋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指着坠毁飞机的残骸照片，威严而愤怒地对吴法宪说：“这都是你两条心的结果。”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九·一三”反革命事件，最终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葬身温都尔罕荒原而告终。
    注释：
    ①黄，指林彪死党，总参谋长黄永胜。
    吴，指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李，指林彪死党，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邱，指林彪死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②胡萍，空军副参谋长，林彪死党，林立果就是通过他安排三叉戟256号专机借用训练飞行名义，专门去山海关机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