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论据最强有力，以致其当时的论敌很难驳倒。在西化论者的心目中，西化实际上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向世界扩张其市场的过程。市场经济与民族壁垒是内在地矛盾的。发达的西方国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其产品、进口原材料和寻求廉价劳动力，因此需要进行国际贸易。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其商品的同时也输出了其文化。落后国家很难抵御西方国家的先进产品和武器，抵御可能意味着自取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化也就是全球化。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看到了这一过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的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
    纵观中国近代史，西方化或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不仅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即使西化论的最激烈反对者也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例如，梁漱溟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经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前一种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胜地站在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经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⑥。
    但是，西化论者把西化全球化，完全无视与全球化趋势共存的另一种趋势--民族主义，这注定了它的不现实性。西化论的反对者在当进试图用中国文化的性质来解释这种不现实性。反对者们相信，要使中国人放弃历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全盘接纳西洋化，这是无稽之谈。甚至作为西化论主要代表之一的胡适本人最终也发现了其的非现实性。他试图用所谓的“文化的惰性”来辩护并修正其先前的观点，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⑦。
    除了这种文化的“惰性”外，西式现代化的不可能性更重要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丧失自主性而依附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对中国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而不是由内部自发产生，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只能处于“外围”的地位，它必须依附于“核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学者在二战后提出的这种“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基本观点在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的形象比喻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述：
    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实上已经分成两种：（一）经济先进的民族，即所谓“城里人”。（二）经济落后的民族，即所谓“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先进的民族是剥削者、压迫者，经济落后的民族，是被剥削、被压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对后者施行压迫。我们中国民族在现在，不幸就属于经济落后的民族，而不幸成为“乡下人”，成为被压迫的民族。知道了我们所处的地位，即可知我们民族活动之方向是求“自由平等”。即上边所说求为“城里人”，也就是求与经济先进的诸民族平等，不受他们压迫。所以中国民族近来之活动方式虽多，而其最后，最大，主要之目的，是在于求自由平等”⑧。
    除了现实中的不可能性，西化论还有某些概念上的局限性。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西方化”是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概念，综有三个局限：①当把西化当作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时，它的逻辑意义就是，不论好坏新旧，西方国家的氖东西都是值得效仿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任何文明体系内总存在着某些消极的不值得效仿的成份。②把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潜在地意味着，中国传统文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保存。这种观点也不能为人所接受，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总有某些东西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③西方文化包含着极不相同的内容。西化论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和所痛恨的共产主义都源于相同的西方文化。正如社会学家吴景超所指出的，“在‘西方文化’的名义下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子文化。贵族制是西方文化，民主制也是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是西方文化，共产主义也是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集体主义也是西方文化；自由贸易是西方文化，统制经济也是西方文化。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全盘西化是指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西方文化内在的这种矛盾性对全盘西化论是致命的”⑨。
    西化论的这种非现实性和概念上的局限性使得其影响力日益减弱，到30年代，中化论的影响已超过西化论。陈序经在1935年不无感慨地叹息道：“我以为我们不要忘记，今日能主张根本西化者，还是廖廖无几。大多数的人，还是醉梦于中西各半的折衷论调，或是趋于复古的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⑩。他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西化论的支持者日益增多。对他而言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西化论者不仅没有增加，而是益发减少。
    中化论者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东西方文明是可以融合的和互补的；中国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西洋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正象西洋文明有其合理的内容而中国文明有其消极的一面一样；中国有其自己的特殊国情。抽象地说，这些理由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事实上都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20、3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老的汉字是与现代文明相抵触的，是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之一。陈序经说：“中国加快的大阻碍之一，我认为是文字。中国的文字，无论如何加快，赶不上用字母的文字。假使我们真有加快的决心，废止汉字，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11）。西化论持这种观点自不必说，甚至鲁迅先生也持此观点，他的名言是，“汉字不废止，中国必亡”。这种观点在80年代初电脑技术开始在中国普及时又得以抬头。由于电脑软件最初是用英语设计的，当时许多人认为汉字无法电脑化，从而将严重妨碍中国的科技进步。然而，只几年时间，五笔字形等数十种汉字输入方式和成千上万种汉字软件便相继问世，在电脑的中英文输入比赛中，汉字的输入速度甚至超过了英文的输入速度。于是，汉字不能电脑化的观点便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