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受文军院长的邀请，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祝贺《中原文物》出版100期。《中原文物》是最早创办的省级文博类期刊，她对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进了学术争鸣、交流和繁荣，值得庆幸，寄希望她在繁荣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二是来参加今天下午举行的《许顺湛考古论集》首发式。文军同志一再要我在这个大会上作个报告。他的客气及情感，使我实在难以推却，只得在这个大会上发个言，不能说是报告，目的是参与讨论，请朋友们批评。我想就文明问题谈三点认识。
    一、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时新的课题
    文明为何物？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国家是什么？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国家，就是政权组织。原始社会不知国家为何物，没有政权机构，先后只存在过原始群和氏族、部落这类组织。参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讨论的朋友，尽管意见纷纭，但大多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我也是以此为立足点来考察中国文明与形成这一问题的。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来考察，一是可以认为尽管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分野现象繁芜，而国家或政权组织的有无，则是区分这两类社会的最根本界标；二是国家或政权组织的政体、结构及性质的问题，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国家、政权组织或文明社会起源与形成这类问题，则是自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以来人们就早已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时新的题目。
    历史上对这类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对国家或政权组织的政体或体制、结构及性质这类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出于政治的现实需要。列宁于1917年8月，即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著《国家与革命》；毛泽东于1949年6月，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为了阐述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权问题。这是出于政治的现实需要论证国家或政权组织政体或体制的性质和结构这类问题的典型例证。
    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将这一问题引入史学或其他学科，是古而有之的广见现象，中国在东周变革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不同学派为阐释自己的政见，往往征引历史，论证对未来政体的主张。从他们的论说中，我们既可听到他们的政见，又可闻到他们的史观，例如：
    《礼记·礼运篇》里引孔子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有不由此者，孰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孔夫子讲了“小康”和“大同”社会的区别后又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说明了他的因应时变，以礼治国的主张。
    《墨子闲诂·尚同中》载墨子语：“古者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讲了这些类同于西方的国家民约论的话时，说“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道出了治国的方略。
    韩非子在《五蠹》篇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讲述了他的古人以能者为王的史观。又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我们从韩非子这些“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以及法治是历史进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的论述中，似乎可见到因争财富导致国家出现一类论说的影子。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西欧的中世纪。神权国家是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双国论，托玛斯（Thomas Aquinas）提出上帝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最高主宰的神化国家说，来为“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国家理应服从神权或教权的现实政治辩护。雷颐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从十三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十六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博丹在《国家六论》（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cue）中从人类历史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这种暴力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博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在博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os Hobbes）也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虽然博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把国家看作是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却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注：雷颐：《泪为谁流：海湟的一次心灵震荡》，《二十一世纪》第70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可见，西欧关于国家学说的演变过程，是和国家体制的变革以及与寻找新的国家体制而诉诸学术研究的进程密切相联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欧的国家学说含有相当的唯心意识，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早已从神权国家学说演进到了民主国家学说。遗憾的是，直到19世纪的末叶，中国仍被桎梏在皇权国家学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