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塞尔维斯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类或分期的学说，以及他提出的酋邦概念，诸如酋邦的定位及其和英雄时代的关系仍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应指出的是，关于从部落向国家过渡的社会形态的研究，并非塞尔维斯首创，在他提出酋邦概念之前的80年，恩格斯就加以认真地讨论了，还提出了令我们至今仍需珍视的认识。不过，我们只要看看恩格斯关于英雄时代的定位的论述，就知道在史学或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中，尤其是在人类学的一般概念中探讨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难以论说明白的问题。
    在用酋邦概念观察或阐述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学者中，谢维扬和那些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学说，或对这些学说无知的学者不同，他虽用酋邦学说来观察或说明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却认为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既存在“酋邦模式”，又同时存在着“氏族模式”。他说：“氏族模式形成的国家，至少在其最初的发展上，倾向于形成一种民主型的政治运行机制。比如雅典和罗马国家的最初形态都是民主共和国。而对于酋邦模式来说，它所产生的国家在最初的发展上则相反，比较倾向于专制型的政治运行机制。”（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他所说的“氏族模式”，就是恩格斯说的部落联盟经英雄时代而过渡到雅典和罗马民主共和国的模式。在谢维扬的论述中，对英雄时代未予足够的重视。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也如谢维扬讲的酋邦制度那样，“是从典型部落社会中演变而来”的。如谢维扬重视了英雄时代的话，就其使用的“氏族模式”概念的本意来说，应改称为“英雄时代模式”，或“王政模式”了。要之，酋邦晚于典型部落社会时期，并是由它蜕变的产物，又怎么和标识典型部落社会时期的“氏族模式”作为同时的对应语或概念？需说明的是，我的这些议论，只是就谢维扬的思维逻辑讲了些题外的话。
    酋邦是某些人类共同体存在的社会制度，是否可作为模式，以及是否将其作为模式进行个案的研究，是学者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也是干涉不了的。探讨文明起源与形成，除了上述两类模式外，是否还有第三类、第四类模式？模式的研究，自然不能取代个案的研究。那么，模式或通过其他人类共同体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产生的认识，对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有何作用呢？我认为这些知识能启迪我们的思考，拓宽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智慧，增强我们吸收和反馈讯息的能力，使我们在考古发掘、整理及研究过程中，不至于让有用的讯息流失。所以，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之时，必须扩大和深入地掌握其他学者通过其他人类共同体的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模式。但是，我们不能把模式变成教条，像某些学者那样，先将夏代或二里头文化定为早期国家，在没有搞清楚龙山时代以及这时代诸文化的社会特征的情况下，便拿着酋邦这顶帽子，就往它们的头上戴。在这些著作中，我们除见到了酋邦这项帽子外，看不到对材料作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分析，更不见他们对研究对象概括出了哪些适合酋邦社会的特征。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既要清算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应力戒新进口的洋教条，当让材料及其放射出的讯息牵着鼻子走，少论点主义，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对涉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自早而晚，或自晚而早来一番认真的清理，搞清楚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的社会特征，然后，再看看它们适合哪顶已有的帽子，再去给它戴也不迟。或许，通过对中国这绵延不断、丰富多彩的历史的研究，还可获到新知，甚或产生出新的模式来。中国有位名人说过，教条主义是懒汉。我们不该做这样的懒汉，在已有的他人创造的知识中打滚啊！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一些认识
    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开始较全面地审视良渚文化的新发现，并写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文物》1995年第5期。）之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问题，才步入认真的探索，试图从考古学求证中国从村落至王国的道路。不过，在此之前我做过以下三件事：
    其一，以社会学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过母权制及其步入父权制的过程。这是我自1958年解析元君庙墓地以来一直关注的课题。
    其二，作为苏秉琦的学生，我力图跟随他做些研究工作，然而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方面，却一时未跟上他的步子，当他认为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存标志着中华文明已进入曙光时期的时候，我还因红山文化女神而对他的这一认识表示了怀疑。
    其三，在1990年11月在河北省文物普查总结大会上发表的《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讲话中，才对龙山时代至西周的社会体制提出初步的系统认识，这时仍只认为龙山时代才迈入文明的门槛。
    《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是我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开始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从神权与王权来观察中国古代从村落走向王国，乃至帝国的道路。这是一条从原始民主通向专制体制之路，这是一条难归的路，也是我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通向王国，乃至帝国重要课题的一个新的支撑点。我的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支撑点，便是将良渚文化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并以此为切入点，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划出一个横剖面，看到了哪些考古学文化和良渚文化共处在一个时间平面上。如果说，过去我只见到这时期的考古学诸文化面貌出现了重大变异的事实外，现在我则认识到这是一个出现了重大而深刻变革的时期。我从这一基点出发，发表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注：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注：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考古·文物与历史》第30-31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台北。）、《窥探凌家滩墓地》（注：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注：张忠培：《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1996年8月24日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注：张忠培等：《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夏、商、周三代及其前期考古学的进展与前瞻》（注： 张忠培：《夏、商、周三代及其前期考古学的进展与前瞻》，《故宫学术季刊》1999年第4期。）和《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注：张忠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等。现将我对这一问题及其相关方面的认识，介绍给在座的诸位朋友，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