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一课题，始于殷墟的发掘，在20世纪的80年代将它推向了高潮。夏鼐于1983年说：“到了30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他明白的表明，殷墟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形成之始，同时，他又指出小屯殷墟文化，不是中国最初的文明时代。接着，他提出了“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2页、9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当然，将夏代已进入文明社会而对夏文化进行考古学的探索，则始于徐旭生。1983年，红山文化东山嘴祭祀遗存的发现，极大地触动了苏秉琦，自此，他写了一些论著，从考古学上系统地探索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在座的朋友，对苏秉琦在这一领域中提出的具体认识和作出的贡献，都比较熟悉，用不着我再作什么说明。在此，我仅提出如下三点说明：其一，他和以往学者只谈何时形成什么样的文明不同，他提出了文明起源问题，并将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两个问题，如客观实际那样，作了有机的联系，又将它们区别开来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其二，是他跳出了两个“怪圈”，以自己的述语，在中国考古学中第一次表述了完整的体系性认识，且这一认识从未见于史学。因此，苏秉琦的研究不仅使考古学进到了崭新的阶段，也在整个史学中掌握了发言权，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考古学在整个史学中的地位。其三，他提出了“双接轨”的认识，在空间上，他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在整个世界区系中，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系，又和世界其他部分的文明存在着联系。在时间上，他提出了古今接轨的问题，指出“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正面临的”，“也是考古学要长期探索的”“根本问题”，并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了启迪智慧、开拓未来的独到而深邃的认识，给考古学注入了生机，使考古学成了现代性科学。
    可见，国家、政权组织和文明社会，以及其起源与形成的课题，是引起人们十分关注而被不同学科，以及同一学科不同角度研究的既古老又时新的问题。所以如此，归根结蒂是因为这是一个关系研究者所处时代及其未来命运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为何能在当前考古学中成了热门话题。为了继承前辈这一珍贵遗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并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是继苏秉琦之后探讨这一问题的。因此，自然应清楚地了解苏秉琦提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哪些问题虽被他探索过而回答得不够清楚、不够深入、不够完整或不够系统，哪些问题只是将问题提了出来而没有进行回答，这些被他提出的问题是否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都要搞清楚。离开了苏秉琦，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丢失了立脚的基础，不超越苏秉琦，就不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因此，要把这古老的课题，做得时新，苏秉琦的研究则是我们的出发点。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实事求是，是科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一切科学研究、科学的追求，都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里，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讨论中的问题，谈谈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一是应坚持科学的整合。多学科研究考古学遗存，在安特生的史前考古工作中，就颇为注重。殷墟，尤其是周口店的发掘，更广泛地吸引了考古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参与考古学遗存的研究。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技术科学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吸引多学科参与考古学遗存的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开展，使等量的考古学遗存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令人欣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些问题表现在如下两点：
    其一，参与考古学遗存研究学科的局限性，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重视，而且往往自吹自擂，夸大了本学科的能量，甚至在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凑合的现象。在此，我举如下两个例子：
    一个是测年，这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典型。刘绪的《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注：刘绪：《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文字不长，却抓住了断代工程中有关夏、商测年存在问题的要害。他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简本）（以下简称《简本》）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年代，落在《简本》公布的测定的商代初年范围之内，而同属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郑州商城洛达庙晚期遗存的测定年代，却落在《简本》所公布的测定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刘绪问道：“不知为什么同属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遗存，郑州商城遗址的测年早于二里岗下层，而二里头遗址的测年却与二里岗下层同时？”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不像某些学者在这个国家工程开始直到最近仍坚持说的那样，常规测年精度的误差，可缩小到0.3%，或“目前AMS的测量精度已经可以达到或优于0.5%的水平”，相反，测年精度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或是在精度不够的情况下，又采取了凑合的态度。之所以怀疑采取了凑合态度，是因为《简本》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测年，恰巧吻合于一些考古学者曾经提出的甚或现在仍坚持认为的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可能为汤都西亳的遗迹的认识。基于对同属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的不同遗址遗存测出了不同的年代，刘绪提出“应该重新测定”的建议，我认为万万不能采纳这一建议，因为在同等技术水平的情况下，即使测出了新的年代数据，包括刘绪提出的与考古学事实相吻合的年代数据，这令公众相信哪一个数据呢？这不仅不能提高测年的信誉，反而使公众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