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以莫尔根《古代社会》的出版为标志，国家、政权组织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划时代的著作中，莫尔根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开化、野蛮和文明时代，从“通过发明及发现而来的理智的发展”、“政府观念的发展”、“家族观念的发展”和“财产观念的发达”，即技术与生产的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家族与家庭的变化和财产制度的演进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开化、野蛮和文明时代演进的情景。同时，如恩格斯所提出的那样，莫尔根“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个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论证了希腊和罗马走向“政治社会”，即文明社会或国家（政权组织）社会道路的两类模式。他把自己的研究完全置于经过严格论证的可靠的材料中，从而抛弃了广泛流行于国家起源与形成学说中的自然法和契约论这些传统观念，将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他所说的“发明及发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莫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莫尔根的研究，震憾了马克思，使马克思在写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时候，为了深入探讨莫尔根研究的课题，写下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但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而没有实现这一愿望。恩格斯为了执行“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遗言，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
    莫尔根的著作，为什么能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大的关注与兴趣呢？我认为除了上面说的，即莫尔根研究的领域可以开拓他们发现的唯物主义史观外，还因为莫尔根说出了并被恩格斯作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束语的如下这段话：“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这段被恩格斯引出的，尤其是加了重点的这几句话，当是莫尔根透过处于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和从原始社会转变为文明的研究中，见到的文明社会的弊病和内在矛盾，而认识到将“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未来社会情景。学术研究往往受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所制约。莫尔根的质朴、认真、纯粹的学术研究，当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后，就达到了这个境界，发现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仅从剩余价值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中难以达到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震憾了马克思、恩格斯，促使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对待莫尔根这部光辉的著作。
    那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比较奠尔根的《古代社会》，又有那些区别呢？这一重要问题，恩格斯在他的第一版序言中讲得很清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需指出的是，除了阐述出德意志人走向国家的道路这一新模式外，就是突出了阶级的起源与阶级斗争，以及因此产生国家与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学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现在，我们应该回到中国了。
    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于1933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开创以现代科学探究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以及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新篇章。这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在史学领域的延伸，如他们自我表述的那样，是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和向导之下作出的研究。他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一问题，这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讲得颇为清楚，即“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的去向”。进而坦言：“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他研究的目的，就是批判中国国情特殊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历史，写出这由他自称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适合于他所处时代的中国，也适合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必将“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自郭沫若之后，史学界围绕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何时进入国家或何时进入奴隶制国家，意见纷纭，在此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