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我们不能以同时四项标准，判断社会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同时，这些标准含义宽广，在实践上既存在与地俱变的空间，又随着学术的进步而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不能以它为出发点，更不能以它作为结论的标准，像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那样，搞什么“再一次证明了”这一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只能尊重事实，让材料及其释放的讯息牵着鼻子走。
    预制帽子和预设标准形异而质同，也是当前文明起源与形成讨论中应引起十分重视的现象。人们使用的帽子有两顶，一是奴隶制度，二是酋邦。前者源于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运用于中国，则为郭沫若首创，现在已不像以前那么时兴了。后者源于塞尔维斯，于20世纪80年代引进于中国，是现今的摩登，即时髦也。酋邦是指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奴隶制度说的是处于国家阶段的社会属性或社会性质。酋邦和奴隶制即是指社会先后两个阶段，故有的学者可持这两个概念，有的学者仅持其中的一个概念，还有的学者对这两个概念均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制度社会阶段，并对此做过一点讨论。在此，我想对酋邦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讨论这问题之前，得先谈谈塞尔维斯及弗里德关于人类早期社会演进阶段划分的学说。
    塞尔维斯将人类早期社会的演进，分为群队、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阶段。在塞尔维斯提出这意见之后不久，弗里德提出了将人类早期社会划分为无等级和无分层社会、等级社会、分层社会和国家四个阶段的见解。关于这两人的学说的关系，谢维扬的评论反映了支持这类学说的中国学者的认识，我也认为是较为公允的。他说：弗里德“除了对各个社会类型或阶段采取了与塞尔维斯不同的名称外，整个分类的框架与塞尔维斯的分类几乎是一致的”（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7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我需要说明的是，塞尔维斯和弗里德之所以要提出他们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的学说，无疑是为了修订乃至代替恩格斯提出并经马克思主义学者补充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期，是将人类早期社会分为原始游群、氏族一部落、部落联盟、英雄时代和国家这五个阶段。将塞尔维斯及弗里德的分期意见，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学说加以比较，实可在前者见到后者的影子。例如，氏族、部落和过渡到国家的中间环节，即恩格斯说的“英雄时代”，塞尔维斯、弗里德分别名之为“酋邦”和“分层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未能摆脱恩格斯学说的精髓，如社会是由无等级无分层的平等社会向有阶级社会发展，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私有财产及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血缘组织的瓦解、地缘组织的出现、人群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国家的产生等。因此，前面我引用的谢维扬评论弗里德和塞尔维斯的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的异同的那句话，也当适应他们俩人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的意见，他们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一问题认识的关系，质同而形异也。
    推崇塞尔维斯学说的中国学者，特别关注塞尔维斯提出的酋邦概念。什么是酋邦？他们说，酋邦是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谢维扬说：“酋邦是属于前国家时期的。但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它却可以同国家归入同一种范畴，即人类学家所称的集中的政治制度。”（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那么，它和前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早期社会分期系统中的英雄时代有何不同？或存在什么关系？
    在主张以酋邦概念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者中，不少人不知或勿视了恩格斯提出的英雄时代这一概念。什么是英雄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著作中，对英雄时代有着不同的称谓，除英雄时代一名外，或称军事民主主义，或曰王政时代。恩格斯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英雄时代。”在谈到雅典的英雄时代时，又说：“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附带说一句，关于英雄时代或军事民主政体问题，前苏联学者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我在20世纪60年代，译过一篇前苏联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的长文，刊在《历史译丛》上，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读。从上面的恩格斯引文可知，他将英雄时代归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同时，又给这一时代的定位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或可视为是从部落联盟走向国家的过渡时期，或可说是“刚刚萌芽的国家”。我认为恩格斯给这个时代的定位，是较为客观的。
    酋邦和英雄时代区别的焦点，主要表现在集权的程度上。对酋邦社会做出了系统研究的谢维扬，在其《中国早期国家》中，先引用哈维兰说的“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人（酋长）身上”之后，对酋邦社会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同典型部落社会的首领相比，酋邦首领的权力要大得多，他‘一般是一个实权人物’。他‘可以在他的共同体中分配土地，可以在成员中征兵役’。他还控制社会剩余产品和物资与人力资源，在有些个案中，甚至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更重要的是，酋邦首领的权力不受成员的制约，人们相信他的统治权力是‘神灵赐给’的。总之，酋邦社会的权力结构同国家已十分相像，只是还不如国家权力那样正规罢了。”又说：“酋邦是属于前国家时期。但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它却可以同国家归入同一种范畴，即人类学家所称的‘集中的政治制度’。”（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3页、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如此集权的酋长，和集权专制国家的国王又有何区别，为什么不将酋邦划入国家范畴？至于英雄时代的权力结构，恩格斯在讨论雅典、罗马及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时，做过不少的具体说明，我们以他关于罗马王政时代的论述为例，来看看英雄时代权力结构的情况。罗马王政时代的王，称为勒克斯，他“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几乎是专制君主。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不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也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的。他也是可以撤换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可见，酋邦的酋长集中的权力，远远超过于仍保存了部落时代一些民主色彩的英雄时代或王政时期的王掌握的权力。那么，从走向集权专制国家道路来看，为什么不能依据人类学一般按社会进化先于定制度的原则，而将酋邦定在英雄时代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