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花粉孢子鉴定与分析工作。中国古代遗存的堆积，通常是在晚期居民破坏早期遗存堆积的基础上，而后建成新的居住址或形成生活垃圾，所以一层层的含着花粉孢子的早期堆积，乃至生土的堆积，就被带进晚期的层位中来，同时，花粉孢子还存在着飘移现象，其范围一般为直径500公里，甚至可达到800公里。此外，还有动物的干扰破坏了堆积的时序。因此，任何一古代文化层位中取出的花粉孢子，都不能认为是其时，尤其是其地的花粉孢子。有的学者没有注意这一现象，认为同一时期的层位内的花粉孢子，就是其时、其地的花粉孢子。有的学者，虽注意了这一现象，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便主观地排除自认为异时，异地的花粉孢子，以迎合考古所见现象。例如某地、某时、某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数量多，他们就说花粉孢子表明此时、此地环境宜人；反之，则环境恶劣。考古学者则依据这样的花粉孢子分析的结论，作为遗址多少稀密的原因。如此互证，岂不是凑合！
    看来，在推进多学科研究考古学遗存的同时，参与考古学遗存研究的各个学科的学者，必须实实在在地认识并说明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局限性。另外，为了防止出现上述凑合现象，除应提倡学者自律外，我主张参与考古学遗存研究的各个学科的学者背靠背地研究，即在研究过程中，互不沟通讯息，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据研究资料客观地提出认识，然后再客观地进行学科的整合。
    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局限性。同时，学科的局限性又是动态的。随着学科的发展，有的局限性将得到克服，有的局限性依然存在。此外，又将出现新的局限性。学科的局限性，兼具普遍性和动态性双重特点。我们之所以主张探讨和公开申明学科的局限性，除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外，主要是为了寻找办法克服可能克服的局限性，增强学科的能量，以推进学科的发展。例如，为了排除混入的异时、异地的花粉孢子，可否对不同自然地理区域和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其期别的花粉孢子，系统地进行搜集和鉴定，通过比较和分析以排除异时、异地花粉孢子，建立包括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系统的花粉孢子数据库？这当然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这是应该做、值得做而又可能做的工程。这一工程做好了，就可以避免瞎子摸象式的研究，将可探明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环境的变异。
    其二，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探索，说到底，是对考古学遗存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考古学者无疑应担负主要责任。既是探索，就不应当预设标准和预制帽子。
    所谓预设标准，是指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之时，有些学者以冶金术、文字、大型礼仪及宫殿建筑和城市的有无作为标准，来衡量何时、何地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些标准，是从已认识的古代文明社会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无疑应被视为古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内涵，但是否只有具备了这四项标准才进入了文明社会呢？例如，古埃及文明就没有城市，其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还处在金石并用时代；古代秘鲁文明没有文字；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二里头文化是已被中国考古学者识为已进入文明时代的夏王朝文化，但至今既未发现城，又未发现文字。可见，公认的文明古国，并未同时都具备这四项标准，所以，不能以它们的有无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进入到了文明社会。
    其次，这四项标准中的每项标准或含义宽广，或在实践运用方面存在着宽广的空间。例如，冶金术就有纯铜、青铜和铁器之分，大部分欧洲地区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才进入文明社会，有些地区还处于王政时期，而相当多的地区甚至仍处在史前时代；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地区则在青铜时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如上所述，早王朝及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文明社会，还只会制造纯铜器；玛雅文明甚至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城市的含义，本身含城与市，既有兼市的城，又有无市的城。同时，从已肯定的古文明社会来看，有的文明社会仅有不含市的城，而有的文明社会，既无城，又无市。另外，像殷墟那样，没有城垣，而有大型礼仪及宫殿建筑的遗址，算不算都城遗址？谈到大型礼仪及宫殿建筑，不仅在不同的文明社会，就是在同一文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具体含义都有所区别。同时，在考古实践中，什么是大，什么是礼仪建筑，什么是宫殿建筑，都存在着如何辨识的问题。要之，这辨识的标准，只能在考古实践中产生。至于文字，将在后文中讨论，这里就不涉及了。
    再次，这些标准的提出，在时间上伴随着考古学对古代文明社会的揭示与认识，而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例如：关于冶金术，恩格斯限于所处时代的认识，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这样的话：“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时代”，又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可见，他将铁矿的冶炼以及铁剑、铁犁和铁斧的使用视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的产物，或亦可视之为标志。应该说明的是，恩格斯这一概括，从其是否具备普遍意义来说，是失误了，但他以此作为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英雄时代”的标志，依然是正确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斯大林则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说道：“在奴隶制度下……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他说的“奴隶制度”，相当于我们讲的文明形成时代。文明形成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否就是奴隶制度，这是题外之话，这里不作讨论。显然，斯大林的这一概括，较之于恩格斯所言更接近于真实，但是，玛雅文明却在这一概括之外。在上述斯大林著作的同一章节中，写着“在封建制度下……熔铁和制铁工作更进一步的改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者则认为冶铁技术实是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动力。于是，中国史的实际，又不能进入斯大林的这一概括。关于作为文明标准的文字，恩格斯在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添加的注中说道：“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可见，他是以文字记载的有无，或是否是成文史，将“一切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史前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然而，“文字记载的历史”这句话的解释，仅就这话本身来说，留有较大的空间，例如，是指当时的“文字记载”，还是也包括后人追记的史实乃至历史传说？不过，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得却确切一些：“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字的发明”和“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当是两回事，后者当包括前者，前者却不一定包括后者。如何理解恩格斯这句话，也存在着不少空间，例如，可以理解为不仅要有文字的发明，而且要能将“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能“过渡到文明时代”，也可以理解为有了“文字的发明”，即可“过渡到文明时代”。请注意，恩格斯这里讲的是“过渡”一词。据此，我们似乎可将“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尤其是“文字的发明”，释为于史前时代就已存在的现象，只是这一现象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过渡到文明时代”。无论如何理解，写下这一名言的恩格斯却没有见到过没有文字的古代秘鲁文明。所以，到了被前苏联冠以马克思主义头衔的学者柴尔德那里，就单以城市革命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城市革命，也是个动态过程，如何理解，这里就不讨论了。我好久没有这样释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了，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只好讲出这些话。要之，这些标准的提出及其含义的变迁，是随着学术认识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考古学对古代遗存的揭示与研究的发展，而与时俱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