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化论的背后确实包含着一种极其危险的含义：中化论可以被保守分子用来反对现代化，尤其是中化认可以被用来为政治当局反对民主，维持专制独裁进行辩护。由于第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中国国情”、“中国本位”、“中国特色”作出不同的解释，然后在“国情”、“本位”、“特色”等名义下对西方现代文明任意取舍，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谓之符合中国国情，反之则斥之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此等等。这是中国近代一切保守的、反动的政治势力抗拒进步的基本逻辑。正如哲学家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的那样：
    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对思想，都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因此，当革命者努力要求使中国进步，要求我们去追赶先进的国家，要求我们向先进国家去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理论以及革命的实际经验教训，学习他们的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在中国能够更顺利更迅速地完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闭关自守主义者就要大声疾呼地起来反对，说中国的“国情”和国外不同，外国的科学文化以及革命理论经验教训等等完全不适用于中国，不应该接受这些东西，而应该拒绝这些东西，即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在保持旧中国的立场上来学习和接受，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来学习接受（12）。
    毋需说，清朝政府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名义下抵制大踏步现代化的。其后的国民党政府又何尝不是这样。30年代的中化论中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即国民党要员萨孟武、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论”。他们在1938年1月10日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并由此发起了一场“中国本位”运动。这篇宣言实质上是为配合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经济建设运动”而作的宣传。“宣言”对所谓“中国本位实质上文化”的论述是空洞的幌子，而对“中国本位政治”的论述则是实质性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13）。中国本位论者试图使人们相信，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在政治上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因此，今后的任务重点不在政治改革，而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比政治改革“更为迫切”（14）。
    阻止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不要民主政治，而要维持独裁专制统治。当时人诘问十教授何谓“中国本位”时，十教授答复说：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具体地说就是“人民的生活需要保障”（15）。简言之，“此时此地的需要”中不再有政治民主，而只剩下经济的发展。一位中国本位论的反对者在当时就指出了中国本位论者的这一真实目的。他说：“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取消‘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就是独裁政制建设运动”（16）。
    不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要民主政治，在引进市场经济的同时拒绝引进与此相适应的代议民主，而仅仅只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这正是清政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路。国此，30年代的“中国本位论”不过是清末“中体西用”的翻版，尽管十教授口头上也批判“中体西用论”。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十教授在他们的宣言里，曾表示他们不满意于‘洋务’、‘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这是很可惊异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取其所当吸取’，不正是‘西学为用’吗？（17）
    正如本文开关所提到的那样，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分别由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领导的两次现代化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化论者和西化论者都试图对此作出解释。西化论者把这种失败归结为西化不够，而中化论者则将其归之为中化不够，即没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现在看业，这两种解释都显得肤浅，没有涉及到或不敢涉及到问题的要害。当时由清政府和国民党所领导的这些现代化尝试的失败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是，一旦现代化的进程危及其统治基础，统治当局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利益便会拒绝现代化，尤其是拒绝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改革。因此，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政治当局是否推行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与政治和经济相比，文化对现代化成败的影响是次要的。
    中化论和西化论的许多观点和结论是极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但在这些不同的观点的背后，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它们都把文化决定性的变量，把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驱动力，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西化论者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西方物质文明相抵触；中化论者之所以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相容于现代西方文明。把文化当作压倒一切的因素，以此来解释一切，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文化的因素无疑是重要的，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首先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遗憾的是，3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的这一方法论覆辙在80年代又再度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所重蹈。在80年代后兴起的“文化热”中，许多知识分子再度把文化当作“万灵药”，把文化是否转型看作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原因，并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申从30年代关于中化与西化大讨论中引伸出一条教训：决定性地影响中国两强有力听首先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而非文化的因素。文化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但不是根本的驱动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力量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机制。对中国现代化进行除了要进行文化的分析和评估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分析与评估。否则难免事与愿违。
    注释：
    ①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②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1935年《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6月9日，第1卷第10期。
    ③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④梁漱溟，《东西方文论及其哲学》。
    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卷第255页。
    ⑥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⑦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3月，第142期。
    ⑧冯友兰，“中国现化民族运动之总动向”。《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
    ⑨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1935年2月，第139期。
    ⑩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1935年7月，第160期。
    （11）陈序经，“全盘西化的辩护”，《独立评论》，1935年7月，第160期。
    （12）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年，前引书，第592-593页。
    （13）王新命等10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月10日，第1卷第4期。
    （14）王新命等10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1月10日，第1卷第4期。
    （15）王新命等10教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5月10日，第1卷第8期。
    （16）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新闻周报》，1935年4月，第1卷第33期。
    （17）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独立评论》，1935年3月31日，第14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