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一
    中国与英国的相遇，不仅是两种文化的会合，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世界秩幸的会合。一般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政治建制是一统帝国而非民族国家。这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观和宇宙观上，不承认世界上有与中国平等的国家存在。中华世界秩序由"华"、"夷"两部分构成，故称"华夷"秩序[①]。华即中国，夷即藩属，亦就是中国周边的诸王国。中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直辖领地，周边诸王国则是受中华帝国皇帝册封，并向他朝贡的自治领域，并具有道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宗主和臣服关系，但不存在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华夷秩序的产生是由于中国远离世界其他的主要文化中心，在东亚又据有特别优越的地位，根据秦汉时期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折射到中华帝国皇帝与伆华夷"国家的君主关系上儸执行敕封朝贡体制，遵奉"事大"、"交邻"伦理，并结合儒家王道思想的"兴灭国、续绝世"理念，而构想出来的。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的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16世纪以后，西人来华日多，为了显示"王者无外"的宽厚之怀，中国皇帝毫不例外地对这些"远越重洋，不计道里"的西方"夷狄"加以"敕封"，列入朝贡体系之中。据统计，在1655年至1795年这140年间，西方使节来华入觐中国皇帝至少有17次：其中俄国6次，葡萄牙4次，荷兰3次或4次，罗马教廷3次，英国1次。除了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以外，其余的俄国、葡萄牙、罗马教廷以及荷兰等国使臣都向清朝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特别是1795年荷兰使臣完全是按照朝贡制度所规定的礼仪行事[②]。显然，直至18世纪末期，中国的华夷世界观与西方近代国家体系的接触并未受到大的冲击，而且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西方在许多方面倒是处在"欠发达"或"不发达"状态，因此，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握有外交主动权。
    然而，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寻找广阔的消费和原料市场已经成为其资本主义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又由于其海权的大张，英国不仅取代法国控制了印度半岛，而且在广州占据了中国海外贸易的最大份额。为了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市场，他们下决心要用自由贸易来打破中国的传统藩篱，把对华贸易放置在"一个永恒、体面的基础上"。因此，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以寻求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以及扩大通商贸易。从此，代表着整个西方国家体系的英国开始向正在衰退变质的华夷秩序及清王朝落后的朝贡外交模式提出了首次的公开的挑战。可以认为，英国马戛尔尼外交使团访华不仅是早期中英关系进入近代国际政治关系意义上的外交关系的开始，也是中国首次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开端。
    大致说来，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关系分为3个时期：1、温和外交冲突时期。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中英近代意义的外交接触开始，东西两种不同外交体制首次会合。1816年，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谋求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改善通商条件。早期中英外交关系的冲突焦点尚停留在外交礼仪上，直至19世纪初，中英两国仍然维持各自的外交秩序观，尽管使团与天朝官员的对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语境中进行，但双方各自享有主权。然而，清朝顽固封闭的"天朝"外交观念，拒绝主动加入世界历史潮流，失去了外交早期步入近代化进程的良好时机。2、中英外交尖锐对立的紧急时期。1834年4月22日，英国政府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至1839年，中英外交冲突已从外交礼仪层面进入外交实质--中英贸易层面。中英贸易冲突再一次折射出中英两国不同时代的外交手段、模式的不合拍。随着中西易势，中国传统的怀柔与防范外交已不是英国的渗透与扩张外交的对手。3、炮舰外交时期。1840年至1843年10月，是中英战争外交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英国自18世纪末期以来谋求以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企图一再受挫后所采用的极端手段。其意义也不再仅限于商业贸易，而是为了侵略与掠夺中国。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在对英关系上仍然不改传统的天朝"制夷"、"羁縻"政策，其外交体制、外交运作手段远远不能对付侵略扩张的英国外交政策。清朝官吏拙劣的外交技巧再一次使国家蒙受耻辱，主权被侵犯。《南京条约》既铭刻了中世纪的古老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也预示了中国外交早期近代化消极被动的启步。《南京条约》结束了天朝传统的外交政策，踞于中华世界秩序峰巅的中国，现已与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各国处于法理上的平行关系、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了。
    二
    早期中英外交冲突，是传统中国对近代西方外交体制的首次反应。面对来自英国的挑战，中国首次表现出了对近代西方外交体制的不适应。
    1、外交观念的不适应。
    鸦片战争前近半个世纪的中英外交冲突首先表现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观上：传统中华世界秩序和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冲突。从外部构架上看，欧洲国家体系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国家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构成的，其中没有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国家，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独立的各国间的平等关系。这是一个离心的横向的国际秩序。而中华世界秩序则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诸王国接受其敕封，后者向前者称臣纳贡，甘居下国或属国地位；前者高踞于主国或上国地位；责成后者奉正朔、遵名份以示臣服，允其通商以为羁縻。该秩序虽称得上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间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完全由对中国的直接关系所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显然，这是一个向心的国际秩序。当两个不同的世界秩序观会合时，国家平等主权观念便成为矛盾的焦点。1793年，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平等的外交关系，派出西方第一个向中国争取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马戛尔尼外交使团。该使团正式成员以及士兵、水手、工役达700余人，分乘5艘船只，经10个月的航行，才到达大沽口外。英国使团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实际目标则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仍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的清朝统治者，对于英使来华的复杂的国际背景毫无洞悉，竟仍以贡使之礼仪待之。在英使乘坐的从白河通往通州的船只上，悬挂着"英国特使进贡之船"的旗帜，英使被随同的中国官员当面称为"贡使"[③]。由于在华夷秩序里只有朝贡国与藩属而无平等国家的存在，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属国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上的投影。中国的政治哲学向来认为没有不跪之"臣"，而英国人则认为三拜九叩之礼，不仅对使节本人为一种屈辱，更为重要的是，它隐含行使此一礼仪的使节之君主为中国皇帝的附庸的含义，决不能接受。由于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的礼仪之争，使乾隆帝"甚为不惬"，接待规格立即改变，"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乾隆认为，"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④]从此以后，中英外交中的"礼仪之争"一直是困扰清王朝统治者的外交死结。表面上看，外交礼仪之争似乎是文化之争，实则深藏其后的则是平等国家主权之争。当马戛尔尼使团被遣回时，除了获得若干玉如意、丝、茶、瓷等"赏赐"以外，便是乾隆皇帝的三道给英王的训令式的敕谕，其开首总是：奉天承运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并嘉许英王"倾心向化"、派使臣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⑤]。1816年当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再一次成为中英外交争执的焦点。由于英使阿美士德对于行跪叩礼的要求坚持不允，嘉庆帝恼怒异常，降旨"即日遣令出京"。接着又特颁致英吉利国王敕谕一道，说明英使遣回的原因，并吩咐以后不必再派使臣前来[⑥]。经过多次努力失败之后，英国政府似乎暂时放弃了与中国建立完全的政治关系的企图，乃于1834年派出商业监督团来粤。但商业监督律劳卑向两广总督卢坤争取平等交涉地位，则又一次陷入僵局。卢坤认为"中外之际，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⑦]双方坚持不下。义律继任英国商业监督后，中国官方仍拒绝承认他具有可以与中国官府直接交涉的权利，他必须透过行商向中国官方具禀，中国官方对他所发出的通知也一律用传谕行商的方式。应该指出的是，在无外力威胁和干涉下，在国势尚未滑落之前，中国中心观尚可维持一时。英国为了断然打开中国大门牟取侵略利益，最终发动了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南京条约》，英国用武力威逼将清王朝逼入近代外交秩序，在夺取中国领土、主权的同时也逼迫腐朽的清王朝放弃"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承认双方的"平等"地位。《南京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息止肇衅，为此设立永久和约"。在这里，中国皇帝与英国君主之间已是"议定"永久和约的平列关系，而不再表现为敕谕的上下关系。双方谈判者都是君主特派的钦差大臣，议后需经各自政府批准，盖用"御玺"，然后才能成为两国共同信守的文书--条约，而不再是天朝的"上谕"。在条约的第11条又规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答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⑧]
    2、外交体制的不适应。
    外交制度的早期近代化是外交早期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西方国家往往把运营机制健全的外交制度的形成，视作现代外交的开端。制度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建立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实行外交机构专业化，派遣常任驻外使节和设立常驻外国使领馆，同时还包括外交人才的养成和使用的制度化。由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朝贡与藩属而无平等的国家关系存在，晚清中国也从来未想过要与外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这种观念反映在对外关系的体制上，就表现为从无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早在清朝以前，自华夷秩序作为囊括东亚世界庞大国际秩序形成以后，主管朝贡国事务的机构是礼部主客司，清代又特设理藩院。理藩院原名为蒙古衙门，其主要职责为专管满洲与蒙古之间的关系。1638年改称理藩院[⑨]。此后随着满清王朝版图的不断扩张，理藩院的管辖范围也扩大到内外蒙古、察哈尔、青海、新疆等藩部。理藩院的组织略同六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三人，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对各藩部"编户设官"，内部尽量求其"满化"。据记载，"理藩院掌蒙古及藩部封授、朝觐、贡献、黜陟、征发之政，控驭抚绥"[⑩]。除藩部以外，受清王朝敕封以及与之发生交通往来的一些近邻、远邦以"朝贡国"和"群番"、"四夷"、"非朝贡国"等名义分属礼部管辖。因此，严格说来，直至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都没有处理西方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等同于对外贸易。在清政府眼中，对外贸易并非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当时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对外贸易能够增进国家的财富，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旨在表现中国皇帝"怀柔远人"、"羁縻夷狄"的一种手段。而一般朝贡国虽则有向慕中国文明的成份，但更主要的则是以朝贡为幌子，以能商为目的。尤其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更是如此，可是进贡与通商（贸易）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之一体二面：中国所重视的是朝贡制度的精神价值，而朝贡国则重视通商牟利的实际利益[（11）]。随着18世纪以后中英贸易逐渐在中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处理中英通商事务的广东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外交体制的又一环节。在实际的活动中，这种对西方事务及交涉，却又是通过广州行商组织来间接执行的。因此，行商组织又是清朝外交体制的一个主要部分。
    按照清政府规定，西方来华人员有事，必须用"禀贴"递交行商，再由行商转呈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清朝方面有向西方交涉之事，两广总督则召见洋行总商，由总商直接"谕饬外夷遵办"。若西方人有急需和总督商讨重大事情而行商又拒绝传达时，西方人才能亲自携带奏文到城门交给守卫人员，但清朝官员不能直接与"外夷"私通书信。这即是中英交涉渠道--广州行商组织为中介的外交体制。这一体制也成为早期中英外交冲突的焦点之一。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政府又发展出了战时外交体制--广州钦差大臣制度。钦差大臣制异于西方的全权代表，因为钦差大臣并无西方全权代表所接奉的详细训令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他所收到的常为笼统的命令。如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时，其任务仅为寥寥的"查办海口事件"。这种应急的临时体制也是中英外交冲突的焦点之一。依照国际外交惯例，一国代表在参与国际交涉时应持有元首签字和用印的全权证书。这被清政府认为有亵渎皇帝权威的意味，不愿出具。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代表璞鼎查坚持中国必须先派出全权代表来进行交涉方可停止军事行动，但此请最为清廷所反对，道光帝对此所做的朱批是："可恶之至！"[（12）]直到镇江弃守，南京危在旦夕和一切抵抗均告失败之后，道光帝始给予耆英和伊里布接近西方全权代表的资格，即可"便宜行事"[（13）]。但清政府之这一战时外交体制仅是为了应付突发性的中外纠纷的权宜之计，旋设旋撤。
    3、外交运作方式的不适应。
    早期中英外交运作方式的差异是由于两个不同世界体系的内部机制造成的。英国代表的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有着进攻性的扩张机制，所有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都通过向欧洲外部世界的扩张，通过向外吸收物质能量而使自己强大起来。而所有反对霸权，力图维持欧洲均势状态的国家，也同样是通过向欧洲外部世界的扩张，使自己更加强大。于是，在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扩充过程中，每当出现内部称霸的企图，或反对这种霸权，力图维持"均势"的势力时，其结果都导致向外扩张。而伴随这个世界体系向外扩张的是日益成熟的国际法则。流行于17世纪以后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理论是为这个体系各国所承认服从的。应当指出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永远有大小、强弱、贫富等差别，所谓"平等"也是有原则和相对而言的，永远是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要求"更平等"[（14）]，但是，随着欧洲各国次第建立了外交部的组织，国际关系的法规亦被公认为各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法则与时代新精神的体验。这是属于工业文明时代的一种现实主义与国家利益切实紧密结合的外交观。在早期中英关系中，英国正是用这些法则来要求落后的清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