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和政府是两种经济行为的主体。企业是组成经济的细胞，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和主要地位。政府则处于辅助地位，处于为企业服务的地位。企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主辅关系，决定政府一般不宜直接插手社会微观的经济生活，即企业的活动。社会的经济生活需要政府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一般只限于宏观的经济活动，只限于宏观经济决策和通过经济杠杆引导、调节市场。市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只限于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使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决不能限制或取代市场的作用。这就是间接干预。间接干预同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限制乃至取代市场作用的直接干预方式相比，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对政府和政府成员的要求较低，它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精英班子负责企业的个体事务，只需要一个为数不多的精英团体宏观地决定国家的经济政策。间接干预也需要政府正确的决策，但万一失误，还可通过经济杠杆及时得到补救。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中。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文盲和半文盲占社会成员绝大部分，整个社会普遍缺乏现代观念，缺乏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常识的农业大国，离开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干预和领导，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样，在这样的国家中，对政府及其成员的素质提过高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过分依赖政府干预的作用，特别是要求政府直接干预社会微观的经济生活，必然超出当时中国可能组建起来的政府所能达到的水平，其结果必然会适得其反。梁启超在政府干预的两种形式中选择对政府要求不高的间接干预，无疑是明智的。
    "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29]政府是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主体，政府行为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经济的进退。梁启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一切机关都应服务于生产发展这个中心，"文明之极则……政治上一切机关悉为保障生产之附庸"[30]。他明确把服务经济、发展经济确定为政府工作的目的。"政府之正鹄何在乎？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为归。"[31]所谓发达于内界而竞争于外界就是对内推动经济发展，对外加强经济竞争。这是衡量政府行为是否正确、措施是否有效、得当的一个标准。"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和"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是政府的两种经济职能，是政府通过自身行为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使其能发达于内而竞争于外的方法。
    所谓"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就是政府干预。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在人民幼稚、经济落后的情况下，适当的政府措施可以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根据当时中国的状况，他把政府干预的内容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法律。法律是经济行为的准绳。良好的法制环境一方面可以促进、推动企业的进步，一方面可以纠正、制裁企业的违法行为。梁启超说欧美企业发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制环境完善，"各文明国之法律，其所以为现在新式企业之保障者，至纤悉焉"[32]。与欧美相反，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无法之国，即使是那些少得可怜的法律也有等于无，"颁布自颁布，违反自违反，上下恬然，不以为怪"[33]。要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要加强立法、加强法制。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使"各种法律大备"[34]，而且要做到有法必依，在立宪政体下，"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35]。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
    发展教育。人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素质的高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社会成员绝大部分、整个国家国民素质普遍底下的社会是绝对无法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梁启超十分重视人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说"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36]。近代中国经济落后、商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一则造成了人民"公共观念与责任心的缺乏"[37]；一则造成了人才的不足。无论哪一种都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进步。开启民智、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手段与方法很多，其中以发展教育最为重要、最为基本。"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强矣。"[38]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立国之本，梁启超主张政府应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强迫教育"[39]。
    整备机关。现代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各种经济机构为之服务，才能"运行圆活"。这种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主要有银行和交易所。银行业"为各业之脑髓"[40]，交易所是流通股票、使之"循环运转于市面"[41]的重要机构。针对当时的中国各种服务于企业的经济机构百不一具，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的局面，梁启超提出国家应尽快设立银行、交易所等各种服务现代企业发展的经济机构，帮助企业正常发展。
    财政保育。"幼年工业"是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经济问题。这种工业在建立初期一般成本高而生产率较低，如果完全听任市场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不仅无法壮大，甚至无法生存。保护和推动"幼年工业"的发展是落后国家政府应尽的职责之一。梁启超主张对这些"幼年工业"实行财政保育。凡属国家认为确有必要加以保护的特殊产业，政府应减免其所得税，在必要情况下，特别是这些产业在初期不能获利时，应由"政府为之保息若干厘"[42]，加以扶持，决不可为财政收入的目的而增加这些企业的负担。
    改良财税。财政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如响之斯应也。"[43]针对清末民初中国财政紊乱、浪费无度的状况，梁启超主张发展经济以开源，节省开支、裁减军费、汰斥冗员以节流，统一财权、讲求财学、整顿吏治、建立预决算、审核制度以改革财务行政，最终以资产阶级财政原则在中国建立合理的财政体系。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清末民初税制的混乱严重阻碍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梁启超主张国家按租税原理，"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44]为原则加以整顿，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
    整顿货币。"货币为交易媒介，握全国生计之枢纽，币制不定，则国民生计永无发达之期。"[45]币制的优劣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币制紊乱、本位不良极大地影响了清末民初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为此，梁启超主张国家应花大力气整顿币制。为了探究中国货币改革的道路与方法，他从1896-1915年写作了大量关于货币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包含了一个目的--尽快统一货币，建立适合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本位制度。
    适度国营。国营企业是由国家或政府出面充当法人的经济实体。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企业或为资本主义共同发展所需要，而性质上不宜让少数资本家经营；或为社会共同生活所需要，而经营者无大利可赚，甚或赔本。于是国家便以全体利益的代表代为经营，这就是资本主义国营。梁启超认为，就一般而言国家不宜作为法人经营私经济，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倘若国家经营的事业性质适宜，具有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及的独占性，又不侵及"私人经济正当之范围"[46]，也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助长和推动作用。
    保护关税。"关税问题，实我国将来与世界竞争之生死存亡问题也。"[47]关税是落后国家保护本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免遭国际市场竞争和冲击的重要手段。但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关税却一直无法自主，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直接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梁启超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必须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那就是"课重税于外国输入品"[48]的保护关税政策。关税自主是实行保护关税的前提，而废除不平等的旧约、改订平等的新约又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能否改订平等新约关系着中国政治、经济前途。在改约问题上，梁启超指出"改约为我们国家生存上正当要求的权利，无论牺牲到若何程度，非贯彻不可"[49]。
    制订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发展教育，消除愚昧，开发人力资源；整备机关、适当公营，创造现代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条件；谋求关税自主，实施保护关税和财政保育，减缓国际市场的冲击，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改良财税、整顿货币，消除国内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梁启超所提出的这些政府措施都体现了一个原则，即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社会微观的经济生活。
    所谓"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按梁启超的解释就是"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干涉之。苟非尔者，则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过问也。所谓侵人之自由者有两种，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众之自由者也"[50]。梁启超的这一解释，从政治上看是政治自由主义，从经济上看是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他强调自由是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人与人相互平等，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干涉他人的自由权。在经济上，他与亚当·斯密等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的自由竞争学说基本一致。它主张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尽量裁抑政府的权力，人民的经济行为"一任个人之自由"，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扶植和保护人民自由择业、自由契约、自由分配财产、自由竞争的权利。政府是民间经济行为的公证人和仲裁者。只要民间个人的经济行为无侵及他人自由的行径，它总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任民之自由"。反之，如果个人的经济行为破坏了经济自由的准则，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维护自由平等的准则。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是积极的，在经济方面是消极的。梁启超把防人民之自由权之被侵确定为政府的两种经济职能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在主张国家干预的同时对自由竞争、经济自由的重视。
    以私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充分重视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恰当地发挥政府服务于经济的职能。梁启超的政府干预思想概括地说就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自由畅通地向前发展。
    三、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
    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的矛盾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都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它也是落后国家政府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1]。孔子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经济平等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表明经济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经济的不平等，即社会财富在个体间分配的不均，是一切私有制社会的共同特征，而以资本主义时代最为突出。本来，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增进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福利，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富裕而平等，这既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一整套的市场制度在促进和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以少数资本家拥有巨大财富和高额收入，大量劳动者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为特征的高度经济不平等现象。它直接违背了现代社会公正、安全、进步的原则，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宗旨。到了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垄断的出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日益膨胀，并直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小制造厂、小公司纷纷倒闭，整个社会日渐区分为无产者和有产者，双方"若鸿沟之不可逾越"[52]。在欧美，要求改善劳动者待遇、实现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日兴，工人游行、总同盟罢工此起彼伏，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影响着欧美经济的发展。
    "世界之大问题及其大势所趋向，又不徒影响于世界上之个人也，而实大影响于世界上之各国。"[53]梁启超认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政府处于交通日开、文明日进的近代世界，一定要外览世界大势，内审国情国力，然后才能确定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推进国家的发展，增进人民的幸福。若既昧于世界大势，又不谙国情国力，如盲人瞎马，必将陷国家于危难之中。审情度势是梁启超谋求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矛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之胜败决之"[54]。从国际上看，垄断的出现、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加剧了十九世纪本已十分激烈的经济竞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二十世纪之世界，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55]，在二十世纪，经济竞争的地位和意义日益加重，一个国家的存亡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梁启超断言："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则为不国"[56]。
    从国内情况看，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大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中国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赶上西方列强，这不仅关系着国际竞争的胜负，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存亡，而且也直接关系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般人之生活程度其觳薄可怜，盖万国罕见"。不仅中国劳动者的地位、生活水平与欧美相比有天壤之别，就是中国中人之家，"号称小康者"，与欧美劳动者相比，"有生之乐，时或不逮"[57]。中国工业化的迟滞、经济发展的缓慢，直接造成了国民普遍生活水平的低下。
    "今日中国国民生计上之问题，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58]梁启超认为世界的大势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这一对矛盾时，应优先考虑怎样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中国和欧美不同。欧美以贫富不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是和产业革命的发生、工业化的完成相联结的，是欧美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达的结果。欧美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经济平等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又直接影响了欧美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故"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类似欧美的经济平等问题尚在萌芽之中。中国也需要解决经济平等问题，但"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国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59]，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不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民无业可就，只能活活饿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是解决中国基本问题、救助"现在活着的中国人不至饿死"[60]的唯一良方。除此之外，高谈什么经济平等问题，只能是隔靴搔痒。经济发展问题还直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存亡。在世界经济竞争的风潮中，帝国主义"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在这种形势面前，"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61]。梁启超提醒处于昏睡中的中国人说，中国"占有温寒热之三带，……宜于耕，宜于牧，宜于虞，宜于渔，宜于商"[62]，这是发展实业、争胜于国际市场的良好基础。二十世纪之中国倘若还不能发展经济、完成工业化，"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63]，而一如十九世纪受人奴役、被人欺凌的故态，则中国国民将沦为欧美各国资本家的奴隶而"永无复兴之望"[64]。在私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完成是和资本势力的扩张相联结的。为了推进中国经济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的社会政策应"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梁启超说"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储蓄者结合焉，而采百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则中国的前途"庶或有济"[65]。否则中国将永沉九渊而无法自拔。梁启超不仅主张保护中小资本家，而且也反对孙中山节制大资本的主张。他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他把大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振兴实业、加强中国国际竞争力量的中坚，指出今后的中国"其第一义所最急者，则有大资本也以盾也。不此之务，而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结果也，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外国资本家使不来"[66]。
    资本主义不发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问题，并由此造成了失业、贫困、饥饿等社会问题。要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先从经济问题着手，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清楚地告诉中国人，资本就意味着掠夺、血腥和罪恶。资本主义在一极积累财富的同时，另一极积累着贫困。欧美也不是乐土，有极其严重的经济平等问题亟需解决。这几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基于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对经济发展应推进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一宗旨的信仰，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确信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对当时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示同情和关注。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67]梁启超则以"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68]这样的宣言式的口号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热忱。但在中国走怎样的社会变革道路这一问题上，双方却有了原则性分歧。孙中山真诚地相信中国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他希望通过自己民生主义的两大措施，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69]，既实现经济发展，又达到经济平等，让中国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堂。梁启超则相信"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就几"[70]，主张中国应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并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解决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至于以经济平等为主张的社会主义，梁启超相信在欧美也许有立即实行的必要，但在当时的中国仅"适用于社会主义之研究"[71]，无法立即实行。孙中山与梁启超的这种争执实际上涉及到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问题。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如无世界历史上的重大变化，中国也必须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无论资本主义是魔鬼还是天使，也无论中国人民欢迎还是抵制，历史的规律终究无法抗拒。撇开孙中山和梁启超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争执，仅从理论上盾，梁启超的以发展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张比孙中山的以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达到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平等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没有经济发展就无经济平等可言；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中国就无资本可节。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梁启超高出孙中山一筹的地方。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是梁启超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是他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大讨论中的基本论调。就当时而言，对这一论调也许有批判、责难的必要，但换一角度，从处理经济发展与经济平等的关系这一角度，不带框框，平心静气地想和看（梁启超的言论和文章俱在），他的见识多是独到的，也是发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