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复杂、生动、始终变动不居的转折时期。中国从强盛的位置中衰下来，以至落后挨打，成为弱不禁风的"东亚病夫"，几乎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都保不住，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几乎变成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在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支持下，在西方先进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的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中，在众多仁人志士、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的奋斗中，终于挽狂澜于既倒，不仅摆脱了即将沦入殖民地的不幸命运，也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困境，把中国引向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之坦途，引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之坦途。这样的社会历史变化：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性质迭起变化，国家主体、政权主体、社会文化思想的主体迭起变化，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可能是仅见的。
    对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在1949年前的旧中国，在那时"书不读三代以下"的学术氛围和政治氛围下，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不受重视的。少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管持何种观点，都可能被讥为"政治"，难以在学术界发展起来。新的人民的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现象迅速得到扭转。极有象征意义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于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在1950年5月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前身），几乎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研究机构（连同自然科学在内）。社会历史的大转折，革命大潮的猛烈推动，要求人们去探求这种历史变化的深刻原因。这种原因当然可以从中古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去寻找，但那要间接得多了，于是中国近代史成为建立很晚但却发展很快且为社会关注的热门学科。因为现实的中国是直接从近代中国而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不仅有学术发展本身的需要，而且要受到现实需要的推动。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不仅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要注意现实性、革命性。正确处理两者的结合，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一批又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成长起来，还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近代史著作。在以往的研究和讨论中，学者们尽管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有不尽相同的主张，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问题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解说，但在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却相对取得了较为相同的认识。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热烈研读、努力熟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尝试、探索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近代史的研究，在批判旧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见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接受了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这就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获得了正确的方向，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学术方向。在这一方向指导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相结合反对、镇压人民革命的认识、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对国共两党从联合到对抗的力量消长变化和政权更迭的认识，大体都取得了共识。
    当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由于掌握史料的情况不同，研究者社会阅历的不同，对历史发展的辩证认识不同，对历史研究的目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领会差异，在研究过程中难免见仁见智，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不同认识。如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近代史上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作用的认识，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发展关系的认识，等等方面，研究者的见解实际存在着差异。这些或许都是很难免的，尽可以继续研究，继续讨论。
    近十年来，尤其是近数年来，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学科都很活跃，新见迭出，不少研究领域取得了进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有些是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有些也不尽然，反映了社会各方面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关心。以下提出几个原则性问题来进行讨论。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或者说，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其原因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就是建立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分析之上的。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早在1912年和1919年间，列宁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他是从过渡阶段的社会这样的角度分别提到这两个"半"的，但未作论证。中国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近有人查考，中共中央在自己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在1929年2月（《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陈金龙文），那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还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和理论创造。1939年底和1940年初，毛泽东连续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指导性论著，系统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不止一次强调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总之，认清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才能解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
    对这个认识，近年有人提出质疑和挑战。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文章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要求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说法究竟是否恰当，似有必要重新加以研究"。广州《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开辟"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讨论"专栏，发表该刊记者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的报道，用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毛泽东'两半'论的权威面临挑战"，认为"两半论"是"失误"，"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报道指出，某研究员对"两半论"提出了直接的质疑和驳难。同期还发表该刊另一记者写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其中有一段对话：记者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应该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括，以突破现存的近代史的框架，探索新的架构呢？"某答，"显然有这样的意图，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这里已经把问题提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了。
    质疑者说"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我们到底不知道，他要设计的新的近代史构架是什么，支持这一构架的理论基点找到了没有。但是，我们对论者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延误了""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却百思不得其解。前已指出在革命中，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本身所规定了的。所谓"推翻三座大山"云云，不就是指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们倒是要问，如果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能够正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吗？
    以上质疑，在研究者中不是没有影响的。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需要理论的突破》的文章认为："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原原本本地指导通史性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推敲之后，作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文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作者在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实认定，改成为"中国式的、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这样一来，这种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又是中国式的，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又是符合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这不是很好吗？这里还能够引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前述"失误"论者所要寻找的那样一种"理论基点"？
    二、关于近代中国的反帝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几乎写满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分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大量史实，出版了不少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著作。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似乎已经家喻户晓了。在这方面，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了，其实也不尽然。
    1985年，哈尔滨有一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认为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王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在该文作者看来，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侵略落后的封建中国时，中国只能敞开大门让其侵略，决不能反抗，多出几个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这是我所见第一篇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示质疑的文章。我曾撰文商榷，该文发表于《红旗》杂志1987年第6期。但此后这种观点似乎并未收敛，且更加泛滥起来。鼓吹不要抵抗外国侵略的言论，时不时就会在报刊上出现。有人甚至认为，连抗日战争都不要抗才好。有人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近年来，这种观点还有更多的散布。有人研究了鸦片战争的历史，得出结论说，明知打不赢，就不要抵抗。有人指出："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有人写道："我曾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哪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
    还有人将这种思考加以提升，提出"阶级斗争、反侵略"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人说，应"按照价值论而非道德论法则去裁决和评价'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问题"，认为按反帝史观，"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以上否定反帝斗争的意见，概括起来有两点糊涂认识。其一是，面对外国侵略，中国落后，肯定打不赢，打不赢就不要打，学习日本处理"黑船事件"的经验，与外国和平谈判，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利；其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在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实现变革的物质基础"，如果强调反帝斗争，强调反侵略史观，岂不就是反对中国的近代化，反对西方文明这个中国"实现变革的物质基础"吗？
    这是需要辨析的。我在《也谈外国侵略与近代中国的"开关"》（载《红旗》杂志，1987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已经答复了上述问题，此处不再重复。这里只简略指出两点。第一，反帝斗争与外国侵略一样，都充满了近代中国史册。反帝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之一，是近代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的反帝斗争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展开的。所谓反帝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帝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的反帝设计、反帝思想的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权利的斗争。这种反帝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低级的，甚至是野蛮的（像义和团反帝那样），但它确是反帝斗争。随着经验的积累、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水准不断有所提高。假设中国停止反帝，或者如日本那样，对外国的侵略一开始就不反抗，情况可能如何呢？中国和日本不同。不仅历史背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而且所承受的帝国主义压力大为不同。假设中国的统治者与日本的统治者一样能够励精图治，振作自救，帝国主义是否能允许呢？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统治，按西方的模式建立中华民国，发布一系列建设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却谋求西方各大国的支持而不可得。西方的老师不支持中国的学生。他们宁可支持代表腐朽落后势力的袁世凯，而不支持代表进步势力的孙中山。如果中国停止抵抗，中国绝对得不到日本那样的境遇，中国早就成了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国成了殖民地，还能得到发展吗？抗日战争中中国不抵抗，日本不是早就灭亡中国了吗？
    第二，走向近代化，是时代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宣言》在说到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廉价的商品以及造成这种商品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确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那个时候的最重要的贡献。但是，当欧洲资产阶级向亚洲、向中国推销这一切的时候，它首先使用的是另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及大炮，是要屠人之城，灭人之国。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并不表示他们肯定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相反，他们高度评价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人民反对英国发动的"极端不义的战争"。列宁则评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这种民族战争的胜利，不仅促成国家的独立、解放，也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生长、发展，促进本地区社会的进步。
    因此，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走进的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那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不可能做到福国利民。中国要摆脱落后，的确要向西方学习，要走向近代化，这种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给我们设置的近代化，而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近代化。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独立富强，只有先独立，而后才可致富强。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就是这样昭示人们的。不加分析地说"世界走向中国"，并不能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真实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