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近代中国的反封建斗争
    同反帝斗争一样，反封建斗争始终是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之一。多少仁人志士为此抛头胪、洒热血；多少社会精英为争民主、反独裁而前赴后继，而奋不顾身。他们是推动近代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大智大勇之士，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豪杰。"俱往矣，数英雄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英雄人物，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他们的英雄业绩，理应得到后人的记忆与尊崇。
    但是，在我们的一些历史论著中，这些英雄的业绩被贬斥，被否定，已经到很严重的程度了。1989年，北京的书店里摆出了新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该册评论了太平天国历史，我以为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彻底否定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该书认为太平天国搞的是"神权政治"，退回到中世纪，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才是进步的。同年《新观察》发表专访，谈新编第6册的特点，作者开宗明义就说"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朱东安在1990年发表文章给予反驳，此后似无响应者。其实，贬太平天国、洪秀全，尊湘军、曾国藩，在1949年前的中国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流行观点，并不奇怪。今天，在史学家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翻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案以后，在部分著作中这个案再次被颠倒过来，作为新观点加以流传，倒是奇怪了。1994年北京的一本同仁刊物发表青年学者的文章《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对太平天国作了无情的鞭挞，对曾国藩及其率领的湘军作了高度赞扬，是上述观点影响青年研究者的明显例子。
    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勿庸讳言，其本身有许多缺点，但它毕竟对腐朽的封建王朝发动了长达14年之久的猛烈冲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无论在勇敢冲击清王朝方面，还是在对外来侵略者的斗争方面，都给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鼓舞力量的源泉。太平天国起义时及被镇压后，太平天国都被统治者咒为"发匪""长毛"，太平天国自身的历史文献几乎被焚毁殆尽，老百姓中有几个能知道"发匪""长毛"就是太平天国？与曾国藩不同，谭嗣同冲破禁网，赞扬了太平天国。孙中山在从事反清活动中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曾国藩自况，而以石达开指红军。范文澜在延安编写《中国近代史》，则给了太平天国很高评价，而给曾国藩以严肃批判。这些说明，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对太平天国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建国以后，历史学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般说来较以前更符合历史真实一些。由于现实政治气氛的影响，有时评价高些，有时评价低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文革"后史学界拨乱反正，对太平天国及其人物的研究，批评了"左"的倾向，更加实事求是了。但也有人着力研究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问题，结论是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封建专制政权一样，这就为否定太平天国打下了基础。有人甚至由此联想到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看法，提出"试看历史上各种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哪一个提出过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或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呢？"，表示"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意义的结论。"还有人专门著文，对解放后有关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到史料运用，全面加以否定，尤其不赞成用阶级观点分析封建社会的矛盾关系，否定"中国古代社会（即被称为封建社会--原作者注。引者按）中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这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太远了。
    前面提到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任的故事。这表明孙中山在组织、推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是以太平天国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精神作为鼓舞力量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其主要目标是反对封建专制，在这方面，国内外学者的意见，是无分轩轾的。令人惊异的是，近年来否定辛亥革命的言论多起来了。1992年《求索》杂志发表《关于辛亥革命"避免论"的几点思考》，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打断了"一个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还有人认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超越了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而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或者说"陷入了革命的误区"，"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以至于说，"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推翻帝制？"如果共和革命不合乎中国国情，民主政治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在中国发展现代化不必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当然就是多余的了，反帝反封建当然是不必要的了。
    用明确的语言否定辛亥革命的，是1994年《东方》发表的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在那个对话里，李泽厚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为此，李泽厚、刘再复在"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的时候，1995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大字标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这里没有篇幅谈《告别革命》，只是指出，该书几乎否定了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当然也否定了近代中国的一切革命。这就不是理论的误区、学术方向的误区，而是作者们政治倾向的误区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错了，反帝反封建当然要不得了。辛亥革命及辛亥以后的所有革命都搞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言之不虚也。区区此心，神明共鉴，我想这总不是乱打棍子吧。
    四、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承认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大抵上也会承认，是否反帝反封建，应视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了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批评，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以往受到批评或基本否定的人物，现在则受到称赞、颂扬。这表明一些评论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变了，史观变了。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清末以后被主流誉论称颂为"中兴名臣"，直到蒋介石"剿共"，仍把曾左胡李治兵语录置于案头。建国以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他们展开了批判，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如对左宗棠，肯定了他从外国侵略下收复新疆的爱国正义行动，以这些人从事的洋务活动，除了对他们的主观意图有所分析外，对他们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应当说，对这些人的批判，大方向基本上正确的；对某些把握不准的地方，对某些过火的地方，给予纠正也是必要的。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在曾国藩身上。有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有人要求重新确立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认为应把他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前已指出，有的著作开宗明义就标明为曾国藩翻案。湖南作家写了一部历史小说《曾国藩》，引起轰动，有人评价它是"从政必读的教科书"，说它的最重大意义"是中国文学敢于突破狭隘的阶级偏见，自觉走向理性、良知和责任的新里程碑"；有的评论小说作者写的有关曾国藩的文章，"发表在一些理论刊物上，如石破天惊，引起文史界的震动"，"如此观点鲜明地公开地为曾国藩罪名辨解，○○○可能是建国以来第一人"。1995年11月在湖南双峰县（曾国藩家乡）举行了有关曾国藩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据说，有人在大会发言中要求"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诬蔑不实之词"。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可以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当然也是可以批评的。范文澜对曾国藩的研究、评价，不是不可以批评和讨论的，曾国藩的一生不是不可以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和出发点上，要不要对历史人物作基本的阶级分析，要不要对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发挥的作用，作总体的把握。如果对此完全置之不顾，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了。
    不仅对曾国藩是这种态度，对李鸿章也是这种态度。人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是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有人说，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有人评论李鸿章的是是非非，为他的一生全面开脱，包括他签订对外条约，如中法《越南条款》、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和《辛丑和约》时的责任。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主要责任当然在腐朽的封建朝廷，在朝廷的最高执政者，但李鸿章作为对外交涉的首席（实际上的）大臣，就能脱掉干系吗？为什么驻俄公使杨儒宁死在莫斯科，也不在屈辱条约上签字呢？我们还记得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收回香港主权的强烈愿望，他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多么义正辞严。查一查历史，代表清政府在涉及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的，正是李鸿章。我们当然要谴责清政府，如果因此而不谴责李鸿章，我们能对历史作出交待吗？
    还有人为慈禧翻案，说"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数十年来一直遭世人唾骂的袁世凯，现在也有人对他加以称颂。有的文章不仅大力表彰袁世凯一生的"丰功"和"业绩"，连"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也成为他的功劳，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的成功，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成长都归功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这恐怕是"劝进"袁世凯以来未曾见过的颂袁奇文！与颂袁相映衬的，是贬孙中山。有人指出过这种"扬袁抑孙"现象。扬袁："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抑孙：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孙中山应对"民初的社会动乱、阁潮迭起"负责。有人甚至在讨论西南军阀陆荣廷时，也把陆荣廷孙中山相比较，陆荣廷那么高大，孙中山如此渺小。评论者的立场、感情何其鲜明。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研究、讨论，当然应该提倡百家争鸣，应当由研究者根据事实自由地展开评论，不可以以行政手段加以打压或干预的。在研究过程中，即使不同意马克思主义，总也要秉持一种健康的、客观的态度，否则，你根据什么去臧否人物呢？对袁世凯、孙中山的评价，应该说都已盖棺论定了。在这上头做翻案文章，是故意猎奇，还是幼稚无知？抑或是另有所图？真是令人难以思议。
    历史的中国发展成了现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是从历史中不间断地走过来的。这一点不会有人有疑义。观察、研究历史中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现实中国，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一点也不会有大疑义。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研究，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中是否能得出共同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实的中国毕竟不是历史的中国。两者已发生了质的不同。我们过去滥用阶级斗争方法，吃了苦头，我们批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我们不能说，今天观察社会现实，可以完全不用阶级分析方法，但应该说，基本上可以不必用阶级分析法。如果把这种认识放到历史的中国去，认为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那就不对了。当然，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说时时、事事、处处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基本的方法还是阶级分析法。
    在现实的中国，我们今天讲生产力标准，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必要的，是不能动摇的。把这种认识放到近代中国去，以为中国近代也要讲生产力标准，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那就不妥当了，因为近代中国还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国家独立，人民作主人。那个时候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要争取，就要革命，就要斗争。当然那个时候也要吃饭，也要生产力，也要发展经济，但不能唯一，不能做中心。
    在现实中国，我们今天讲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保证经济建设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才能使经济建设真正成为中心。如果把这个认识套到近代中国，认为那时候也应该是稳定压倒一切，是要保守主义，当然洪秀全、孙中山是捣乱了，要受批判了，而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以及民国初年的袁世凯要受赞扬了。事实上，近代中国不能讲稳定，讲稳定，就是站到腐朽的封建朝廷一边，站在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落后势力一边，站到了革命的反面。
    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个浅显的道理。如果不注意领会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就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当然，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也要看到，近代中国发展的结果，就是现实的中国。如果我们孤立地观察、研究近代中国，看不到近代中国往现实中国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也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也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要继续进行，还要往前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若干原则性问题的不同意见还会不断出现。讨论是必要的，正常的。摆事实，讲道理，会把人们认识上的差异拉近一些。各种意见都讲出来，相互砥砺，相互切磋，相互问难，可能会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靠近真相，也更加接近真理，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兹依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以上看法，仅是个人一孔之见，藉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