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镇南关大捷中的潘鼎新，许多史学文章书册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动辄把"主帅脱逃"的恶谥加诸他的头上，从而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通过继续整理旧史资料，深入发掘新史料，我们发现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一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侵越法军出动两个旅团约六七千人的强大兵力，进攻由广西巡抚徐延旭，广西提督黄桂兰及赵沃指挥援越桂军防守的北圻重镇北宁。虽然桂军在此屯兵二万，筹守年余，但在法军的进攻下，却不能作一日守，就轻易丢失了。随后，法军乘胜追击，旬日内又攻占谅江、太原等城。援越桂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只是由于法军回师攻占兴化，桂军才在谅山一线站住了脚。事后，清政府有旨追咎失败责任，将总兵陈得贵、副将党敏宣军前正法，逮治徐延旭、赵沃，加重惩处大小各级将弁二、三十人，黄桂兰则畏罪自杀。一时间，全军上下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这时，淮军宿将潘鼎新临危受命，从湖南巡抚调任广西巡抚，督办广西关外军事。赴任之始，他设法自带及指调云、贵、湘、鄂、赣、皖等省生力军近10万人，配备精良枪械前赴广西，以加强援越桂军力量。从而得以在闰五月发生的观音桥之战中，挫败了狂妄的法军。战端重开后，法军企图凭借其海上优势，出动舰队窜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台湾等地作为质押品，要胁中国投降赔款。从六月起，法国海军四处肆虐，犯基隆、轰马尾，攻淡水，战石浦，扰镇海，还企图封锁北直隶，扼住北京的咽喉。中国直、东、江、浙、闽、粤、台七省震动，清政府处处设防，穷于应付。终因海防力量薄弱，难逃被动挨打的局面。危急之中，清政府想出一个扬长避短，"出奇制胜"的办法，即由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出动陆军入越抗法，以牵制法国海军，[①]这在当时情况下，无凝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等到具体执行时广东军队却不能取道钦廉，攻取法军占据的广安，海阳等地，云南的数万大军又被数百法军牵制在宣光一隅，于是，整个"战越牵敌"的重担便落在潘鼎新及广西边军身上。
    朝旨既颁，潘鼎新便不顾疾病缠身，准备不足的困难，毅然挥师南下，半年之内，在陆岸、船头、郎甲、纸作社、丰谷、坚牢、谷松、谅山、文渊等地，与法军浴血鏖战。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广西边军吃了败仗。其中，客观因素在潘鼎新本人还未能适应与法军作战，例如由于情报手段落后和主观判断失误，潘鼎新始终未能正确掌握法军的主攻方向，以至犯了兵分力单的战术错误，人为地将桂军在整体上的优势变成局部上的劣势，被法军各个击破。其次是未能协调诸将的矛盾，造成各军配合不好，紧急关头不能互相援应。此外，没有及时重用冯子材所率萃军，也是一大失误。这些失误与怯敌逃脱有天渊之别。客观因素包括：（1）法军势大。当时与广西边军作战的法军最多时达到两个旅团约八千人，他们装备精良，并采取步炮配合的战术，这是相对落后的清军所难以抵御的。（2）清政府支援不力。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也没能正确判断法军的主攻方向，因而对援越桂军未能全力支援，造成潘鼎新所诉说的困难："地大兵分，苦无策应之师，人民逃散，就地无粮，军械转运万分迟滞，边事艰难，几于无从措手。"[②]同时，清政府还不顾战事紧急，有意无意地克扣桂军军饷，影响了士气。（3）清军素质低下。这表现在将领还未适应与外国军队作战，特别是不懂得集中炮兵火力，步炮配合的先进战术。军队装备较差，如楚军王德榜十营五千人，"无后门枪"。[③]其他部队虽有后门枪炮，也不及法军精良。如法军打败桂军后，将缴获的军火留存谅山，后来冯子材攻谅山，却发现"所获巨炮、军火虽多，皆不合用。"[④]此外，各军派系复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不能很好配合作战。
    但是，潘鼎新指挥的桂军虽然迭遭败挫，却不同于北宁的那次败挫，这反映在：（1）达到了牵制法军的目的。桂军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法军的部署，迫使他们拒绝了急欲攻占台湾和封锁北直隶的孤拔的增拨援兵的要求，将战力重心从中国东南沿海转移回越南北圻。法国总理茹费理曾告人："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唯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⑤]就说明了这一点。（2）打击了法军。桂军虽然屡战屡败，但在每次作战中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以至连法军也感到惊奇。尼格里在事后曾有函告波里也：在进攻由陈嘉率领少数清军据守的下华时，"我们攻取下华时两旅人并不见过多。"[⑥]这对谅山法军后来的全线崩溃有着一定的影响。（3）是锻炼了桂军将士。在各次战斗中，一大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偏裨之将如苏元春、陈嘉、王德榜、蒋宗汉等经过战火的洗礼，逐渐成熟。而在北宁之战中一触即溃的桂军也一变颓风，屡败屡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从而为他们在短期内反败为胜，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镇南关大捷无疑是天才军事家冯子材的一大杰作，可以说，没有冯子材也就没有镇南关大捷，冯子材的名字永远和镇南关大捷连在一起。但是，在充分和高度评价冯子材的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应该客观地看到，冯子材所率萃军十八营九千人多是新近募集，而且装备十分落后，仅有"约计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支，大吉枪二千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⑦]依靠这点可怜的装备，萃军要守住关前隘阵地都十分困难，更惶论取得大捷了。因此，胜利的取得要依靠全体广西边军的努力，其中，也就有潘鼎新本人的作用在内。在组织和筹划镇南关大捷时，潘鼎新起了如下作用：
    一是给予冯子材率领萃、勤两军作战的自主权。冯子材所率萃军和王孝祺所率勤军共二十六营一万三千人，是广东援桂军队，根据清政府的旨意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明确指示，他们都应该接受潘鼎新的节制和调遗，但由于当时各将思想尚未统一，冯子材便欲先率萃、勤两军在关前隘布防，迈出了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为此，他通过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禀报潘鼎新和张之洞，要求给予行动自主权：拟独用敝部克期作战，"惟奉请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请求便宜行事，免延误。[⑧]张之洞大力支持冯子材的要求，致电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⑨]潘鼎新如何表态，史无明文，也许他持缄默态度。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不表态也就是默许。潘鼎新后来给了冯子材相当大的行动自主权。
    二是将全军思想从消极待援改变为主动出击。在新败之余，桂军上下一度消极沮丧，在作战思想上，出现了"冯请进剿，苏请暂缓，新拟俟鲍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⑩]的纷歧情况。但是，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潘鼎新很快就改变了思想，从消极待援变为主动出击，这主要表现在指挥全军出击艽封之举。苏元春曾奏报此事称："前抚臣潘鼎新方驻海村，约会帮办军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分拨萃字五营扼扎扣波，免为敌据，并属臣之春督军出击。即于是月二十八日亲率提督陈嘉、方友升，副将陈桂标所部镇南、亲军、毅新各营驰赴艽葑。"[11]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出击是徒劳之举，但却是潘鼎新受到冯子材的影响，作战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要全军上下精神振奋的表现，也是在镇南关大捷前，各军协调、配合作战的一次重要的动员和演习。
    三是回师关前隘后路。出击艽葑被证明是徒劳后，广西边军的主力及时调回关前隘后路，随时准备援应关前隘，这是取得镇南大捷的关键部署。苏元春认为这是他的功劳，曾在前奏称："臣与冯子材虑其一战即退，必有狡谋，保无麇聚文渊，别图侵突，因即商同回顾关内，仍前分关前隘、幕府塘一带，以重根本。"而只字不提潘鼎新的作用。而冯子材的说法却不同，他电告张之洞称："函商琴帅并致苏提，如苏葑已无贼踪，请苏军迅速回兵，以重南关一路。"[12]《克鲁谅山大略》也称："冯言于潘抚，召苏元春回中路。"[13]这是一次涉及近二万大军的大规模战术转移，没有主帅潘鼎新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故应以冯子材的说法为是。这是关系到关前隘之战成败的重要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潘鼎新的作用的。
    四是及时整军增饷，恢复和提高士气。二月初二日，冯子材电告张之洞：初一日，潘鼎新亲临关前隘视察防务，"琴帅到王镇勤营，并亲到长墙营垒踏看，材往晤谈，商及进取，琴帅云：士气未复。琴帅即回。"[14]此电既然出自冯子材，自然可信。借助这份电报，我们却可以揭破两条诽谤潘鼎新的谎言。
    既然潘鼎新曾经亲自到关前隘视察防务，则《克复谅山大捷》所谓潘鼎新在此期间退驻海村，"日驻岸，夜驻船"[15]的说法，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从冯子材的电文可知，当他与潘鼎新商谈时，潘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却没有提及解决办法，是因此而反对出击法军呢？抑或是设法克服困难，恢复和提高士气，以战胜法军呢？可是，张之洞在上奏此事时，却篡改了冯子材电文的内容，"冯子材料法必于初七日一礼拜一出兵，决计先发制敌，群议多不欲战，潘鼎新以士气未复止之。"[16]这"止之"二字，就是张之洞凭空捏造，擅自加上的。由于加上了这两个字，张之洞就把潘鼎新描绘成阻挠和反对出击法军的丑角式人物。
    最近，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到李秉衡于光绪十一年四月所上折片及七月二十二日苏元春、李秉衡联名所上奏折，都谈到潘鼎新于此前后采取整军增饷的措施，以恢复和提高前敌士气的情况。两折片内容大同小异，摘要如下：桂军饷制，每勇月银二两四钱，远较粤军每勇月银四两二钱为太少，当他们与客军共同作战时，就会影响士气，"每谓效命不后于湘淮，营章独拙于桂饷，因之益为觖望。"潘鼎新察觉此事后，与苏元春商量将各军汰弱留强，减营增饷。核实归并，共成四十六营，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均照淮军营制，每名月给四两二钱。李秉衡、苏元春认为潘鼎新采取的这一措施对取得镇南关大捷起了重要的作用："乃自加饷以后，桂军皆争先恐后，万众一心，未几即有关前隘大捷，旋经克复文渊、谅山，连下威坡、山庄、谷松等坚垒，一转移间，军事转钝为利，未始非饷归一律之明效。"
    五是部署进援关前隘前敌。二月初五日，冯子材率军夜袭文渊法军，对此，潘鼎新也持支持态度，部署各军进援关前隘。他奏称："臣即飞商苏元春、冯子材、王德榜整齐队伍，约期先发，熟筹分攻合应，使彼首尾不能相顾。遂定期初五夜冯子材率萃字中、左、右三军出南关袭取文渊，王德榜率楚军从油隘出击，王孝祺勤字营援应，苏元春亲督毅新、镇南各营助剿。"[17]
    三
    关键问题是当战斗打响后，潘鼎新在什么地方，扮演什么角色，与胜利的取得有什么关系？关于上述问题，在潘鼎新于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所上奏折中曾约略提及，但语焉不详。而在苏元春、李秉衡、张之洞等人关于此役的奏折中，尽量避而不提潘鼎新。似乎潘鼎新与此役毫无关系，临阵脱逃，躲在后方。
    广西社科院历史所中法战争研究室在进行编辑《中法战争资料续编》的工作时，搜集到苏元春组织人力绘制，于光绪十四、五年上奏清政府，现存故宫博物馆的中法战争桂军图三十余幅。苏元春亲自撰文解说各次战斗的大概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知，潘鼎新自始至终参加了指挥镇南关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