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一个政权要运作，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辛亥时期的中国革命党人缺乏财源，民国甫建，迅速出现巨大的财政需求和严重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和政府崩溃的危险。在南京临时政府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等一系列努力失败后，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已经绝望，不得不接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但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筹集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经费。
    一、紧随突然胜利而来的巨大财政需求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奄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在在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迅速意识到，必须加紧筹款。10月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里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要的。"[①a]他决定暂不归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朝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只能空手而归。
    革命党人当时到底需要多少钱呢？12月16日，孙中山对邓泽如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①b]同月25日，孙中山自香港赴上海途中，曾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②b]这个数字虽曾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但只可以看做是孙中山的初期财政预算。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也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1000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8000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长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声称"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不肯就职[③b]。
    张謇无法解决，希望只能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不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④b]"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为募捐，发行债券；二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其经费来源和起义前并无多大不同。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征集大款"[⑤b]。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⑥b]。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⑦b]。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二、轮船招商局贷款的由来与股东们的抵制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11月。初由李鸿章拨直隶练饷制钱20万串（约合银10万两），札委三品衔道员朱其昂办理，另各商认股10万两，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后在盛宣怀推荐下，招致唐廷枢、徐润等大买办入局，资本和轮船数都大为增加。至1894年，有江海轮船26艘，总吨位35475吨，每年营业收入平均规银200万两以上，历年盈余总数达1640423两。至1902年，资本实值2000万两。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1910年8月，清政府邮传部命招商局确守成规，继续实行官督商办。至1911年，共有江海轮船29艘，总吨位49373吨。
    在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其主管人员屡经变迁。1906年，袁世凯委任王存善（子展）为总理，1909年，盛宣怀、郑观应等9人被选为董事，以盛宣怀为主席，王存善为会办兼总稽核。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董事会会长。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辞去会长职务，股东们继选伍廷芳等9人为议事董事，唐德熙等三人为办事董事。但是，盛宣怀仍然保有招商局的巨大股份，并拥有巨大控制力量。
    在邮传部任内，盛宣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商办粤汉川铁路路权换取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借款，激起四川各省人民的保路风潮，遭到普遍反对，并被清政府革职。10月28日，盛宣怀逃离北京，经青岛、大连逃往日本。他一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的镇压，一面则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其企业和财产。
    招商局的董事中，伍廷芳支持革命，但大多数则持敌对态度。11月4日上海独立后，招商局和其他公司一样悬挂白旗，表示归向革命，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应付之计。当时，革命党人已开始征用招商局的船只以应军需，盛宣怀等担心会进一步发生强迫捐献、押收、接管等情况，遂决定以所有财产为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50万两，企图以外商为保护伞。其后，招商局从借得的100万两中，提取10万两捐给革命军。革命军接到了这笔款子后，伍廷芳即将其中的1.5万两汇往伦敦，购买飞机。但是，区区10万两不能满足革命党人的财政需要，因此，要求招商局续捐40万两。12月上旬，黄兴等与日本大仓洋行上海支店代表井户中佐谈判，拟以该局的所有财产为抵押，换取400万元贷款[①c]。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需款更巨。同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为"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1千万两"[②c]，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招商局的大多数董事们的抵制。
    招商局多数董事反对的公开理由是：盛宣怀已因借外债失足，革命军若再以国家不可缺少的事业团体作抵押向外国借债，极不得当，而其内心的秘密则是不愿以自己的财产为革命军作抵押。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本国政府报告说："（董事们顾虑）将来不论胜败谁属，在日后整顿该局财产时必将发生问题，故对借款之议多不赞成。""负债者固然是革命党，但该局一旦承认以其所有财产充当抵押，则对其产业即不能自由使用，且平日之营业活动亦必受到束缚。"[①d]以总办为首的各常务董事更害怕股东们将来追究责任，不想承诺。他们一面表示愿从汇丰银行借款中续捐25万两，一面则力谋托庇于外人。1912年1月6日，总办王存善访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寻求保护。王称：革命军不但任意征用船舶、仓库等，不付任何报酬，而且不断强令捐献。本人及各大股东意见，拟于今年3月召开股东总会，一举卖却了事。他要求有吉明届时代为斡旋，由日本承购[②d]。此后，招商局的董事们纷纷"告退"，拒不出席董事会例会。
    三、黄兴与军界施加压力
    鉴于招商局董事们的抗拒态度，黄兴与军界决定施加压力。1月20日，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浙军司令官朱瑞、辅军师团长黎天才、第一师团长柏文蔚等18支部队的首长联署，代表中华民国军界致书招商局总理、协理、董事等人，说明军兴之际，需款浩繁，必须借外债的理由。函件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警告说："执事等别有谋划，欲危民国，以利一己，是为我民国之公敌，我军人等当先诛之。且贵局官股外，大半为盛氏私产，例应清查没收。"函件限令招商局于48小时内答复，"如执事等犹疑不允，姚等将执干戈与贵局从事，执事等其勿悔！"[③d]这就是说，你不答应，我就要武力解决了。
    事情既然如此严重，招商局的办事人员如何敢怠慢！立即于同日召开会议并致函董事会会长、当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表示接受条件。函称："今日会议此事，有关民国需要，即为同胞利福，如蒙中央政府承认担保本息并有受押之主，自当允照办理。"但是，梁等又表示，"各股东多在远地，不及布告通知，未识会长意旨如何？"[④d]把决断权扔给了伍廷芳。伍廷芳自然不愿负责，他一面表示，辞退会长及董事职务，一面劝董事会"将就"[①e]。
    南京临时政府等不得招商局董事会犹疑。1月21日，陈其美照会招商局，特别说明各军将士公函系陆军部总长黄兴交下，至22日午后3时，48小时的期限即满，要求迅速"查照承认"[②e]。但是，22日董事会开会时，只有广东籍两个董事赞成，其余都避不到会。同日，招商局致电孙中山、黄兴，声称此事非常重大，非董事所能解决，要求电召各省股东来沪，于10日内召开大会，共同议决，"以表一致欢迎之诚意"[③e]。
    招商局主事人员的策略是拖，但南京临时政府连10天的时间也不肯给。1月22日，黄兴致电陈其美：要求招商局于23日午前回答，否则，将会同海军部下拘捕令[④e]。不过，黄兴大概也考虑到，此事不可一味蛮干，于是，在威吓之余，又致电招商局称："军需孔急，所请展期十天，万难照准。惟所禀各节，亦尚情有可原，本部体贴商情，准展限三天，至二十七日止，确实答复，万不能再有迁延，致误军需，有干未便。"[⑤e]
    黄兴既然松了口，招商局的主事人员便分电孙中山和黄兴，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有"确实担保，并相当利益"，以便争取股东们不致临期反对；同时又提出，召集股东会议的电报已经发出，广告亦已刊出，无法更改，仍然要求展期至2月1日[⑥e]。黄兴同意展期，但批驳了招商局关于"确实担保，并相当利益"的要求，电称："国内财产，皆须国力保护，不得已而借以抵借外债，实因新造国家，不当索国家之担保；若使国家不可信，覆巢之下无完卵，担保物安能作用？该局特未之思耳！至借该局抵借外债，原属虚抵，于该局权利，略无变更，更无要求特别利益之理"[⑦e]。不过，在稍后一天，孙中山则大度地表示："贵局既能为国尽力，当有相当之报酬。"
    除董事外，招商局的股东们也强烈反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抵押计划。广州港澳股东甘作培、唐安等致电孙中山，要求体恤商民艰难，取消抵押，保全政府名誉[⑧e]。邓荣基堂等致函董事会，以革命党人遵奉的根本理论原则相抗。函称："窃思共和政策首重自由，招商局为完全商股，并无官股，既为商业，系商人自享之利益。即欲急公奉上，亦须由商人出于至诚，政府断无干预攘夺之理。"函件并称："如果欲取商业之股份为政府不时之需，以视满清收铁路为国有何如？"[⑨e]部分上海股东也致函声称：到会人数如达半数，决议有效，不过半数，不论可决、否决均属无效。函件同样用革命党人遵奉的原则作为抵抗武器："民军既口〈唱〉共和，则凡事皆须照共和做去。"[①f]
    2月1日，招商局临时股东总会在上海张园召开。陈其美发言称："专制政府，尚未推翻，军饷器械，在在需款。筹款之法，至今日已势穷力竭，惟有借款之一法。"其后股东张叔和发言，声称"招商局连年亏折，不如趁此时机，为政府效力，他日可向政府要求权利，俾营业日渐发达"[②f]。会议主持人征询到会股东意见，无人作声。于是，陈其美即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南京临时政府，报告"喜讯"。电称："各股东全体承认无反对，洵属热心爱国，深明大义。从兹饷糈有出，健儿北伐，犁庭扫穴，指顾间耳！"[③f]2月2日，孙中山电招商总局董事，表示嘉奖，要求迅即"派员来宁与政府接洽一切，事可速成"[④f]。同时，居正也代表内务总长程德全致电称："从此军饷有着，军心益壮，努力北伐，指日成功，俾吾国民脱专制之苦，享共和之福，皆公之赐也。"[⑤f]
    其实，陈其美报告的是假情况，2月2日，招商局致孙中山、黄兴电报告的才是实情。该电称：多数股东均因路远期促，不及到会；当日到会的股东只拥有4396股，仅得1／10；另有大量股东表示反对。同时，招商局的主事人员将反对的电函一一抄呈，要求孙中山等人"核夺"[⑥f]。其中有一份署名江粤股东赵尚勇等150人的公启竟称："侧闻贵局有意献媚民军"，"将局产擅行抵押，假张园数千股之名义，十余分钟之时限，两书记之报告，即作为四万股股东全体承认，环球各国有此法律耶？"公启表示："倘贵议董、局董擅自定议，尚勇等当以洋枪、炸弹对待，不共戴天！何人居住何处，均已访查明白。特此预告，凛之戒之！"[⑦f]招商局接到的这些函电有些可能是主事人员的伪造，不过股东们大多持反对态度则是确定无疑的。
    面对招商局董事们的合法抵制，孙中山不可能真正用军队和武力来解决问题。2月3日，孙中山于无可奈何之中复电招商局，邀请该局派人来宁商议。电称："日前股东开会议决，具见同情。至远地未深明委曲者，当不难于疏通。无论如何，仍请派员来宁熟商一切。"[⑧f]电发，招商局的主事人员答称：董事会的成员已经辞职，又无决议，难以执行；在局各董，无此权责，不能越俎，已经登报要求各股东推举代表来沪赴宁，接洽办理[⑨f]。同时，又继续抄呈各地股东的反对信函，以"民意"相抗。顺直股东宋树声等不仅批评革命党人"阳言共和，暗图专制，较之满奴时代有加无已"，而且揭露张园会议的真相："股东鼓掌者仅有两人，何得谓之全体股东赞成？此等野蛮举动，岂能遮尽天下人之耳目！"[①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