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以其勇猛剽悍建立了大清王朝，从而转变为一度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民族。然而，随着时代变异，尤其是在风雷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晚清王朝江河日下，寄生其上的旗人，满族人的优越地位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崩溃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拟通过对清末民初居于京师的满族旗人社会生活的考察，展示这一痛苦的变迁历程。
    旗人主要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部分，除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皆分布于关内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这里重点考察的是居于满清统治中心北京的满洲旗人群体，他们构成了旗人的主体，以下旗人一词皆指满族旗人。清末民初，北京的旗人社会发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旗人生活的贫困化，社会地位的平民化，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八旗兵的近代化变革等几个方面。
    一
    北京旗人生活贫困化的日益加剧。清初，北京旗人以军事为业，其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供给，清政府为此相继建立了份地制度和粮饷制度。从1644年12月起至1666年，清政府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田地，将所圈之田分配给迁京的诸王勋臣和各等兵丁。一部分为皇帝和八旗王公贵族占有，形成大大小小的皇庄王庄，一部分按丁口分给八旗兵丁，作为负担兵役的"份地"；清政府还按八旗兵丁的不同级别发放不同数量的饷银，从而为八旗制度的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清政府为了提高旗人的社会地位和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规定各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只负担朝廷的兵役。这种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使旗人生活无忧，全身心投入于军事作战，保证了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和初期政权的稳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旗人家庭生计从康熙年间开始至清末变得日益困难。
    早在康熙年间，京师部分旗人家庭生计就出现了问题。旗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沉重的兵役及人口的增加。当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战争，参战的旗人要自备马匹、服装和武器，许多旗民家庭不堪重负而借债，战后，器毁马亡，难以还债，以致家庭陷入生活困境。不过，这种贫困家庭数量最初较少，贫困的程度也较轻，政府多采取恩赏银两、免去债务、修建房屋、增设兵额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和了旗人生计的窘境，从而未对旗人社会和满清政权构成多大威胁。但是乾隆中期以后，旗人生计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大清王朝出现全面的危机，伴随而来的是京旗子弟生活的空前恶化。政府所发的粮饷日益不够维持生活之用，寅吃卯粮对一般旗人家庭来说是极为普遍之事。不少家庭为了生计，将有限的家产变卖，更多的家庭则靠借贷度日，到月所领的粮饷被迫拿去还债，只得再借，陷入高利贷的泥沼；不少旗人以旗地作抵借债，到期不能还债则只有出卖份地。旗人的份地按清朝的法律是不准出售的，尤其是不准卖给汉人，但是不少旗人家庭为了维持生活，除了典当自家的衣服、器具外，就是以地作抵。在这一出售份地的队伍中，上有宗室，下有一般旗民。面对旗人不断出卖旗地的现实，清政府在一度严禁无效且又无良策解决旗人生活贫困的情势下，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于咸丰二年（1852年）颁布了《旗民交产章程》。章程宣布，除奉天一省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禁止外，顺天直隶等处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同时宣布"从前已卖之田，业主售主，均免治罪"。[①]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与汉人。虽以后清政府对旗地买卖问题又出现过反复，但旗人典卖土地则愈演愈烈，至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地区的旗地已经典卖者占十之七八，"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②]旗地的典卖是旗人生计困难的结果和表现，但旗地的典卖，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一般旗人家庭的生计来说，则失去了一个维持生计的基本物质来源。由于贫困状况的不断恶化，使得一些旗人铤而走险，闯入衙署闹事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贫困旗人则入伙为盗，抢劫钱局和粮仓，这些事例在《清实录》中多有记载。光宣之际，甚至一些有四品宗室、格格、额附名位的人"求其一饱而不可得"，只有那些当朝权贵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旗人生活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于清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从鸦片战争前后始，清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危机。一是大量鸦片输华，使中国有限的白银大量外流。[③]再加上鸦片战争的消耗和对外国人的赔款，清政府库存白银减少，以致出现了财政危机。随之出现的银贵钱贱也影响了广大人民包括普通旗人家庭的生活。再加上国内持续十几年、横跨十八省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使清政府军费大增，而赋税收入减少。用来铸钱的铜也因交通阻隔而难以运进京城，清廷财政极为紧张。1853年太平军控制了长江通道，清政府的江南财源被切断，各省忙于就地筹饷和相互协拨，没有多少款项起运北京，但支出军费三年来累计已达3000万两。同年6月户部库存白银仅有22万7千两，国库可支用的白银不足七月的兵饷。[④]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铸造和发行大面额值的大钱、钞票等措施，以应军饷之急需，而且连广储司存有的三口大小约重二千余斤、计可值银数十万两的金钟，也获准熔化充作军需。[⑤]由于所发银票"无从取银"，钱钞"不能取钱"，而大钱则"有整无散"，因此"民间怀疑而不用"，市肆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抵制，"故有终日持钱竟至不能买得一物者"。从而银票、铜钱大钱贬值，其结果加剧了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⑥]1858年食米"从前每石只卖十余吊文，今则每石二十余吊不止；猪肉每斤只卖二三百文，今则每斤六七百文不止。至于杂粮、杂货、零星食物以及一切日用之类无不腾贵异常，计自去秋至今，增长几至一倍"。[⑦]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旗丁的粮饷却不能照额发放。1853年，八旗官兵的饷银，折发制钱，并搭放铁制钱二成，其实际收入已相对降低。从1860年起，清政府规定减成发饷，"骁骑校等项官兵，按四成实银、二成钱折开放；技勇养育兵等，按五成实银、二成钱折开放。"[⑧]这样，一般兵丁只能领到原饷的六、七成，有时还欠饷不发。咸丰时期，对京师旗人的所有优恤几乎全部中缀。正如上述，所发制钱与铁钱等贬值，八旗官兵"现因铁钱不能畅行，诸物昂贵，奸商把持"，"一切用度无不拮据"，不少旗人家庭的生活陷于绝境，以致有贫困旗人冒险叩阍（叩阍即直接找皇帝）的事。咸丰八年叩阍者正黄旗内务府差役吉庆称："实因家寒，难以糊口。钱粮领出，铁钱不能使用，百物昂贵，起意叩阍"。[⑨]清政府经太平天国运动的致命打击已元气大伤，但其后并未有喘息的机会。"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耗资甚巨，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巨额赔款、光绪大婚、慈禧寿辰耗费大量白银，清政府财政极度拮据，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靠大借外债、卖官鬻爵、加重广大人民的赋税来缓和财政危机，但这决不能解决其财政困难。在清政府财政危机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贪污腐化的形势下，那些完全依赖清政府饷银为生的旗人，生计自然日益艰难。光绪末年，京城诸旗营兵丁每月按规定可领饷银二两八钱，觉罗前锋护军每月可领饷银三两五钱，但每次发饷，经过层层克扣，实际领到的只有七八成；另根据时人的回忆，光宣之际，实际发放给旗丁的饷银数目不过是规定的五分之一。[⑩]按当时的粮价，旗丁连自身一月的生计也难以维持，养全家就更困难了。不少旗丁"面有菜色，衣皆蔽徙"，或"全家待饷而活，而饷为官吏所扣，不得已而质其子女以为奴婢"，常有"逃无所归，则相率为盗"，更有"穷到尽头，相对自缢"者。至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广大旗人贫困化的根源则在于满清政府所固守的八旗制度。满洲先人努尔哈赤，为了更有效地将本部落组织成一支强大有力的团体，以便在部落和民族的厮杀中求生存求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是一个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组织，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偿偏废"。这一制度在当时确实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凭借它，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各部，建立了政权，最终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于1644年大败农民军，迁都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满族人完全是以马上功夫夺得政权的，作为文化落后、人数微少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巩固其政权，皇太极对八旗制度进行了改革，八旗兵丁完全以军事为业，成为职业兵，企图以全族的武力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为此还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措施，树立和维护旗人的优越社会地位，造成族天下的统治形式，以增强满族及整个旗人社会的凝聚力。在官员任命上，首崇满洲，满员居上。"我朝封爵之制，亲亲之外，次及勋臣，……此所记载首满洲，次蒙古，又次汉军。"[（11）]同一机关，满人居首，满员权重，印归满官，即他们多担任正职。同时在封官加爵方面，满人优先。从清初至清亡，政府官员的任用上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格局。旗人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权。"凡旗人犯罪，笞杖多照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而不象汉人犯罪后，该笞杖的笞杖，该充军的充军。另外为了维护旗人的优越地位，不准旗民交产、旗民通婚、旗民杂居，同时清政府也下令禁止旗人远距离外出，从事诸如工商、演戏等其它行业，禁止向他人借钱等，以巩固八旗制度和维护旗人的"颜面"。清政府为维护旗人的高贵地位所制订的一系列条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在助于旗人自尊、自信的确立，有助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如果说在天下未靖、政权不稳、仍需强大的武力来巩固新建政权之时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伴随着战争的渐息和时代的进步，旗人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和束缚，则日益构成旗人尤其是满族旗人进一步向前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后来的历史则证明了这一点。
    政治法律上拥有特权，生活全由国家包起来，且不准从事其他行业，在此制度下的个人，没有了人生的一点风险，其后果往往是那些拥有特权者失去了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动力，最终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作为一个民族，则是不求进取，失去了民族进步的勃勃生机。一些旗人无所事事，贪图安逸，只知提笼架鸟、茶馆闲聊；只知挥霍浪费、鲜衣美食，不知农商为何事。"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12）]就是写照。自然，并非所有的旗人都是不思进取、坐吃山空之辈，旗人中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戏剧家等，但由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是恶劣的。它使众多的旗人子弟不求进步、习于奢华的生活，毫无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些旗人生计的贫困不能说与其长期养成的奢侈浮华的生活习惯无关。另外，不准旗人从事他业的规定，也使得贫困旗人丧失了自谋生计的基本技能，只能赖饷以生。当清政府财政出现危机和官僚腐败加深时，他们则由于缺乏生活自救的手段，只能坐以待毙。
    晚清旗人生活的日益贫困与旗人人口的增加也有关系，这一原因在清廷的谕令和大臣的奏章中是必列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生齿繁滋"、"生齿日繁"。据1908年民政部统计，当时京师八旗人共约23.3248万人，其中内城22.3248万人，外城1.3523万人。八旗男女人口总数约占全城人口总数70余万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八旗人口中以宗室人口的增长最为显著。根据记录清皇室人口的玉牒资料可知，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光绪末年，宗室人口增长了四倍。[（13）]宗室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有定额的俸禄，且爱新觉罗家族都集中于京师，生活无忧，代代繁衍，形成一个庞大的宗室社会，构成了清财政的重大负担。而一般旗人的职业就是披甲当差，只有当差的旗丁才能领到一份固定的粮饷，但兵有定额。虽然清政府曾采取扩大兵额的方式吸纳了一部分增加的丁口，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伴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多，闲散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势必加重家庭生计的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旗人生活的贫困化，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另一面的事实，即旗人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现象的加剧。握有实权的皇戚显贵、达官贵族，他们除了清廷所给的俸饷和皇帝的赏赐外，还中饱私囊，仍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在京城日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权贵子弟却竟相追逐时髦的生活方式，更加走向堕落。
    正是由于清末多数旗人的日趋贫困化和清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才使得清廷逐步变更不合时宜的八旗制度，从而加速了旗人社会的变迁进程。
    二
    旗人职业多元化的出现。北京旗人逐渐从事他业的实现，主要是清政府迫于种种压力而不断对八旗制度进行变革的结果。
    清初，北京旗人以军职为唯一合法职业，国语骑射、驰骋疆场构成了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从事工、商、戏剧等各种行业以及出外贸易被认为是有辱旗人脸面。清初法律明文规定："在京满洲另户旗人，于逃走后，甘心下贱，受雇佣工。不顾颜面者，即削除旗档，发遣黑龙江等处，严加管束。"[（14）]对旗人演戏之风，也有明文规定："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籍。"[（15）]为解决贫困旗人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囿于陈旧的思维，固守八旗制度。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采取的是恩赏银两、扩大养育兵额等措施；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旗人贫困化的加据和清政府财政的日益困难，依靠拨付国帑救济旗人的方式日感吃力，才开始在较在规模上采取实际变革措施，逐步冲破八旗制度的樊篱，旗人也因此逐步摆脱八旗制度的束缚，开始涉足他业，开辟新的生存之路。
    京旗子弟向农民转化。清初的大清法律，并未明文禁止旗人从事农业，但旗人入关后，皇太极对原八旗制度进行了改革，多数旗人放弃了农业耕作。面对越来越多旗人家庭的贫困化，清政府开始进行移京旗务农的实验，这种实验最早出现于雍正年间。不过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尝试规模小，人数少，且成效不大。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一度停止的移居京师旗人屯垦的行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原因是十几年的农民大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财政拮据的清廷只能减成发放旗丁的兵饷，更有大量的孤儿寡母需要救济。1864年，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的当年，清政府不得不重申："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省谋生"。[（16）]放松了八旗制度对旗人的束缚，为旗人寻求生存之路提供了前提。同治七年（1868年），山西巡抚沈桂芬上奏也讲："亲见旗民生齿繁庶，不农不商，除仰食钱粮外，别无生计之策，一丁所领之米粮不敷一丁之食"，以致不少旗人铤而走险，"其强者悍然为非，每陷刑网；弱者坐以待毙，转于沟壑"，他提出求生之上策"无过移屯边方，中策则听往各省而已"。[（17）]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清政府再次谕令："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律定例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至生计维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1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实施旗丁归农、驻防归农，清政府又宣布旗人可以外出营生，凡是驻防马厂、庄田，分划区域，计口授田，责令耕种；无马厂、庄田之处，于各州县以时价购地，令旗人耕种。[（19）]但是即便是在旗人生计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少旗人家庭由于长期习惯于坐食俸饷的生活，而不愿走出京师，寻找新的生活。光绪初年，清政府曾在呼兰地区"特留上腴晌地，以备京旗移垦"，后拨去京城旗人十三户。他们"在京有行装资给，在路有驿站供支，在屯有庐舍井灶，在地有牛力籽种，筹备于半年以前，费金至数千以上"，但结果"曾未一纪，并妻子相率而逃，莫可踪踪，仅余三户在屯，泣求将军咨回京旗"。[（20）]由此可见，一种制度使人丧失了进取心，且由此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要改变它并走向新生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政府的鼓励下，还是有一些贫困的旗人走向田间，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