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工厂、成为工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感于西洋枪炮的神威，大力鼓励满族旗人子弟学习西洋制造。1864年，清政府派八旗官兵48人到苏州，跟外国人学做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工作母机。1883年，醇亲王奕譞开办了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内多用满族旗人，从此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旗藉工业工人。光宣时期，清政府除了接连颁发有关允许和鼓励旗人就业的谕令外，还从1906年起在北京、热河开办了一些以解决贫困旗人生计为目的的手工业工厂。这些工厂设立的宗旨，在于"以实业教育为重，务养成自谋生活之力，渐去专恃俸饷之心"。另外为改变"我国男子谋生、妇女坐食，久为列邦所讥"的局面，在京师专门为八旗女子设立了工艺厂，"以京师首善之区为八旗荟萃之地，尤应速立女工厂数处，先令京师八旗孤贫妇女入厂练习，藉示各省模范，次第推行。"[（21）]。女工厂的设立，不仅在于为贫困旗人妇女提供了一个自救的生存手段，而且还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观念变革，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变化。这一举措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女子只能在家坐食的传统观念，女子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形成。在广大旗人走向自食其力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贫困旗人凭借自己的手艺，主动进入一些私人工艺作坊或手工厂工作，更多的旗人由于没有任何用以谋生的手段，以致步入了小商小贩者的行列；另外，在清政府"推广学堂"、"专重教育"的口号下，八旗闲散人丁被责令进入了清政府设立的初等农工商学堂，学习一些生产技艺，从而为日后自谋生计做了必要的准备。不过晚清时期，虽然旗人生活愈来愈困难，政府也提倡旗人从事他业，但告别寄生、走向自立的还是少数，他们多是那些无固定俸饷的八旗闲散和极其贫困的旗人。旗人职业多元化的全面实现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满族旗人的平民化。这里所讲京师满族旗人的平民化，是指广大旗人不断地从法律和生活实际中失去往日政治优势地位的事实。这一平民化进程的展开，是与旗人生活的贫困化、职业化多元化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紧密相联的。
    清政府建立大清王朝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旗人地位的法律条文，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增强旗人社会的凝聚力，但也人为地阻碍了满汉一体化进程，不利于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和进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民族的不平等政策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构成了清政府稳固统治的不利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在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下进行的。近代以来，在外敌侵略日益加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满汉之间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清政府的统治面临种种危机而难以解决的形势下，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变革过去的陈规旧法，以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曾提出君民分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的建议。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面对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不断升温，清政府提出划除满汉畛域的问题，"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若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22）]反映了清政府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为清除危机局面所采取的应急手段，自然也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清廷谕令颁布后，一时有不少关于去除满汉畛域的奏章送达朝廷，其中以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提出了化除满汉畛域四条：旗人一律归地方管辖；旗丁裁撤，发十年粮饷，自谋生理；移京旗开垦；旗僚一律，报效廉俸，发补助迁移经费。[（23）]同年，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则提出："清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现行律例各条概行删除，发照统一。"[（24）]同年8月《裁停旗饷》诏书，筹议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同时规定："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25）]清政府制定的《满汉通行刑律》于1909年改名为《现行刑律》发布执行。它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从而改变了旗民分治的成规，而统一为州县管辖。1901年，清政府废除了旗民不准通婚的禁令，1905年又重申取消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这一切旨在取消旗人法律上的特权、缩小满汉民族矛盾的法令的颁布，实际上是满族日趋平民化的过程，它与伴随广大旗人贫困化而来的职业多元化过程相汇合，加速了满汉等各民族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满汉人民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八旗军的近代化变革。八旗军队以其勇猛顽强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然而入关后没过多少年便渐失勇武之风，难以履行其应负的军事职能。早在平息三藩之乱时（1673-1681年），八旗军的武力已逊于刚入关之时，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时，绿营兵已处于主力地位。以后八旗军平时训练松弛，装备落后，缺乏战斗力。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曾生动刻画过日益堕落的京城八旗军的情形，"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26）]这种毫无军纪、只知玩乐的八旗军，根本无法与拥有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法的西方军队抗衡，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以残败告终，虽然也不乏顽强抗敌的八旗军队。1851年，曾国藩曾上奏称："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27）]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农民军势不可挡，八旗绿营皆无法抵御，只能靠招自乡勇的团练来对付农民军；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专职保卫北京的八旗兵腐败无能，以致皇帝逃出北京。面对大清政局的危机和汉军的兴起，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对八旗军进行改造，从而才揭开了八旗军现代化的序幕。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准胜保奏，令八旗军加练洋枪洋炮。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谕醇亲王建立作为训练京师各旗营官兵的培训机构神机营，从京师各旗营选拔精锐，进行西式训练。1862年从京畿火器、健锐营及圆明园八旗兵中各抽四十人去天津训练，聘美国人为教练，专习洋枪洋炮、西式阵法与步法。1865年神机营又派圆明园八旗营等官兵五百人赴津学习。[（28）]同时又派八旗兵丁到江苏，委托李鸿章负责，专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29）]1883年，还创设了神机营机器局，供应八旗兵军火。1900年八国联军重演三十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故事，再次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促使清政府更大规模的训练与改造八旗兵。1903年，清廷命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二万五千人，仿"北洋常备军"建立京旗常备军，并改编为陆军第一镇，担负保卫京师的任务。另外载沣摄政后，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于1911年建立了一支装备先进的皇族禁卫军，内有交通队、机关炮队和重炮队等。为提高八旗官兵的素质，清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军事学校，传授近代军事知识，对官兵进行近代军事教育。第一个八旗军事学堂是1887年在北京设立的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学员学习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等。以后又有几个用来培训八旗官兵的军事学堂建立，它们主要是1898年在天津仿效武备学堂而设立的旗兵学营，该学营供被选拔来的京旗精壮学习德国武备；1905年在北京设立的陆军贵胄学堂，专招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满汉文武大员之子弟学习各种知识和军事；1907年设立的扈卫学堂暨学兵营，到1910年已毕业三班。此外，清政府还派遣一些八旗子弟去出国学习军事，以去日本的为多。
    清政府对八旗军的近代化改造，可以说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其进步意义，八旗官兵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一定提高是无疑的。但清政府有限的近代化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八旗兵的积弱现象，更不可能以它来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八旗兵没有完成向近代化军队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满清王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八旗军不可能被改造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八旗军大小军官贪污成风，没有多少人认真钻研军事，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另外八旗兵多为世袭兵，且在旗人生活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政府练兵也有筹化旗人生计之意图。将一些闲散旗人优先进入改造的军队，使八旗军几乎成为一个救济机关。这些只愿赖饷为生且习于安逸、惯于坐食的旗丁，被选拔学习西操西器也多是为混日子。不过，八旗军毕竟随时代大潮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小步，反映了晚清京师旗人生活变迁的一个侧面。
    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它是满族旗人社会变迁的转折点，使旗人社会在晚清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大清王朝灭亡后，不少地方的八旗兵丁被解散，驻防制度被取消，多数旗人家庭在失去过去由政府分配给的粮饷的同时自身家庭财产又缺乏保障，生计更加困难。为此，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颁布了一些旨在维持旗人生计的法令和条例，主要有《优待皇室条件》、《关于清皇室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等文件，旨在保护旗人的财产，维持旗人的一般生活。其中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30）]在《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上年军兴之际，各省旗人，公私财产，间被没收。现在五族共和，已无畛域之分"，"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31）]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由于当时新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许多地方停发了旗饷，裁撤了旗营；北京虽然坚持发饷的时间比较长（至1924年北京发放了最后一次旗饷），但粮食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且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时，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从而成了变相的救济款。[（32）]由于所发俸饷极少，根本就不够旗丁家庭维持家用，再加上多数的旗人由于长期不事他业，缺乏生产的技术，以致于不少旗人家庭陷入了较晚清更加贫困的境地。有不少王公贵族，其皇庄的收入由于佃民的抗租等种种原因而减少，过去由政府所发的俸饷全部裁停，而自己又过惯了奢侈的寄生生活，不思也不愿自谋职业，只能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因此坐吃山空、最后饿死者不少。溥义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锺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33）]另据一份调查各旗官员因饥寒而死的分析册表明，有许多京师满族官员生活极端贫困，平时依靠救济，不少人终因生活困难而饿死，普通旗人生活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以致于辛亥后，一时兴起了救济旗人的运动，北京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八旗生计救济机构。以宗人府为代表的皇族，也成立了宗族生计维持会，它由知名王公贵族发起成立，主要为解决皇室宗室子弟而设。它规定凡皇族男子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该会首先请求将东陵荒地拨给宗人府，分给无业宗室，招商开垦，利用租金和募来的资金开办教养工厂，以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34）]1919年宗人府教养工厂正式开办，分地毯、织工、席、木料等科，收工徒100名，后又办了第二工厂，以生产地毯为主。其他的组织有三旗共和协进社，主要为帮助上三旗旗人的生计而设。1913年成立后，在圆明园开渠种稻，开辟汤泉行宫为公园，迁城内一些旗人安家，在南宛沃地也安排了一部分贫困旗人。还设营业厂，一部分旗人在这里设棚摆摊。民国政府也投资设立了一些工艺厂、教养厂等，直至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仍拨款200万元，开办贫民工厂，优先收容旗人。这些救济措施的实施，为一部分无自谋生计能力的旗人提供了学习技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由寄生生活向自食其力转变过程中所必然遭遇的困境。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北京旗人生活贫困的原因与晚清时已有所不同。此时旗人生活贫困局面的出现固然与民国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出现的民族歧视有关，但从根本上讲仍是过去八旗制度遗留的恶果。八旗制度所造成的习于懒惰、无生存之技，从根本上制约着广大旗人由坐食俸饷向自食其力的转化，使得旗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和辛酸。自然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从而加剧了旗人生活方式转型的阵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广大的满族人民并未走上富裕之路，在走向新生的同时又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封建主义的敲诈与压迫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苦，只不过此时的生活贫困已不具有什么特殊性了。
    辛亥革命后，满族旗人在政治法律上完全失去优等民族的地位，而成为中华民族中普通的一员。在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中，明确宣布了"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35）]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宣布旗人与"汉人平等"，"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人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36）]这些条例的颁布，宣布了包括满清皇族在内的旗人被废除了前清时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彻底完成了从高贵民族向普通民族的转化，旗人这一特殊的群体社会也被融入普通的民众社会之中。
    辛亥革命加速了旗人职业多元化的进程。失去政府支持的广大旗人，为了生存，纷纷走上自谋职业之路。由于多数旗人缺乏生产技术而充当了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也有一些旗人由于擅长吹打弹唱，成为梨园艺人，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八旗子弟充当警察或从事教育；部分宗室子弟则"赴各国游学"，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有一些有钱有势的满族官僚地主，依靠出租房地产或开设当铺维持生活，也有投资经营工矿企业者，从而其身份开始由封建官僚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在生活困难的压力下，一些旗人妇女也走出家门，加入了生产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