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与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有过很深的因缘。孙中山在一次讲演里，自认回到香港"无异游子宁家"，[①]在他的眼中，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乡。
    在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中，长期与香港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探究孙中山与香港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端，和进一步了然其革命活动的源渊与历程。
    今天，当香港历经百年沧桑将回归祖国之际，我们回顾孙中山与香港的历史，更是有意义的。
    一、革命思想发端在香港
    孙中山从17岁至28岁（即1883年-1894年）的十二年间，在香港前后生活达九年之久。他的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香港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由中学而大学，所受的正规"欧洲式教育"，也是在香港完成的。因此，孙中山把香港说成是自己的"知识之诞生地"，并认为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②]
    香港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海岛，1840年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远离中国的政治控制，立于超然的特殊政治环境，变成了英国向中国内地扩张自己势力的基地。同时，由于英国用近代化的科学管理和大力经营，加上港内海深的天然条件，使香港处于世界交通枢纽的重要地理位置，又成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橱窗，人们从这里窥视着近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孙中山的青年时代，则是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历史事件-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正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与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潮影响之下，孙中山进入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度过他一生中重要时期的青年时代。
    1883年，孙中山为了掌握学习西方的语言工具，到香港考进了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最早的拔萃书室（Dioceson Home,Hong Kong）专攻英文。稍后，他又转学到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读书。在中央书院毕业后，考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学医。过了一年，1887年9月又转到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读五年制医科大学。在校期间，他涉猎群书，知识较广，被同学们取名"通天晓"。
    作为一个积极向西方学习和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孙中山在香港九年的生活和学习，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通过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他不仅掌握了医学本科知识，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而，使孙中山熟悉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进而对西方的民主学说和西方共和国的制度以及法国大革命均有所了解。同时，孙中山还热心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历朝制度沿革及兴衰治乱得失之道。孙中山对所涉猎的广阔知识范围曾概述为："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v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③]"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④]
    孙中山在香港广泛地潜心钻研中西方文化和有关利国富民的学问，学到不少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也热心研究社会科学，接触了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很早就产生了"慕西学之心"。[⑤]他积累的广博学识，既为走上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也为以后从事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香港的特殊位置使孙中山有机会更深切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将在香港学习的所得，对照和比较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内地情况，和香港的进步之处相比较，越来越感觉到西方近代文明要比中国固有的文明进步，中国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孙中山由此产生改造祖国落后面貌的愿望，并促使由市政研究发展为政治之研究，由向往西方文明到决意改革中国的恶劣政治，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力图替中国寻出一条革命的大道。因此，他在课余或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结交有救国愿望的志士，团结了在香港久居的乡友，或在香港滞留、徘徊的志士，例如杨鹤龄、尢列、陈少白和关景良等等，一起交流民情，议论国是，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相聚在杨鹤龄家的小楼上，或关景良的家中等处，在促膝谈心时，"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⑥]通过思考和探索，孙中山革新求变的革命思想和反清的志向得以萌发而逐渐产生。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产生于何时？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产生于中法战争之后。"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⑦]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孙中山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清朝政府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种不败而败的结局令孙中山大为震惊，使其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昏庸和卖国，并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感情，增强了革新求变的思想。当时，香港华人为抗议法国侵略，码头工人拒绝给法国货船卸货，其他各行业工人、爱国商人和各阶层人民，也都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和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斗争，这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又使孙中山受到巨大鼓舞。孙中山足涉九龙、香港的码头，第一次看到工人的力量，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且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⑧]孙中山正是从中法战争的刺激和华人反抗侵略和压迫壮举的鼓舞中，增强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责任感，开始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的。
    总的说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由香港激发而产生的。孙中山在香港的生活经历以及所接受的教育，是使他产生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也是启发其革命思想的根源，因此，孙中山晚年说香港是他的革命思想的发轫地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没有在香港的这一段生活经历，孙中山不可能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就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孙中山长期地在香港外国教会学校中接受西方的教育，固然使其获得了一些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得益非浅。但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和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也使孙中山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长时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有时还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颇大地影响了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彻底性。
    也正是由于在香港长期接受欧式正规教育，使孙中山逐渐形成了用西学改造中国的变革思想，力图用西学救中国。所以，孙中山踏上民主革命征途之后，长时期中主要瞩目的是西方国家。
    二、开拓革命事业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孙中山革命事业正式开始，而且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比较正规的民主革命的开端。不过，檀香山毕竟远离中国，不可能作为基地。翌年春，孙中山即回到香港策划反清革命，仅一个多月，于2月12日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建立了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并修订《兴中会章程》，起草了宣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从此，香港就开始成为他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的基地。
    当时，孙中山以香港为根据地，并奔走于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属地鼓吹革命，已开始有向英国谋求援助的意向。他集结同志所策动的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是在当时香港开市最早的西营盘杏花楼酒店里密商进攻广州大计的。他们计划在重阳节（10月26日）由兴中会员率领香港会党3000人乔装成扫墓人，奇袭广州，炸毁两广总督府，口号是"除暴安民"，以红布缠臂作标志，揭开广州起义第一仗。还精心设计缝制好青天白日中华民国的国旗，代替清政府的封建主义的黄龙旗。在筹划这次起义时，孙中山首先是希望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帮助，努力争取到了香港《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主笔黎德和另一英人特·高文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以便起义时通告各国，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
    在起义前一天，由于叛徒告密，从日本运进的600支新式手枪，在海关检查时被搜出没收，由香港去的后续起义队伍，又因途中受阻推迟到达时间。种种复杂原因，广州起义失败。
    尽管广州起义未经发难就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有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孙中山更坚决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革命风潮也以此为起点，逐渐普及全国。
    自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以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这十八年间，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例如宣传、组织、策划和发动历次武装起义，以及起义经费的筹集与分发各项工作，几乎都以香港为集中地和出发点。同时，与海外各地革命组织的联系，亦多以香港为重要基地。在辛亥革命时期，香港被视为"革命党对内活动之策源地"，和"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使它成为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认为"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实占全部之第一页"。[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