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而言，孙中山一直把香港作为举足轻重的重要基地。兴中会总机关在香港建立后不足半年，就发展会员159人，连同朱贵全统率入会的"退伍军人二百多"，会员已发展到数百人。[⑩]1899年冬，孙中山还分派毕永年、史坚如深入汉口等地，联络长江流域哥老会，开始突破地区，着手向外渗透。第二年，两湖哥老会各龙头云集香港，郑士良也号召广东三合会首领参加，在香港召开会党联合会，决定建立统一的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孙中山一身而任兴中会会长、兴汉会总会长二职，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到了同盟会时期，香港作为革命组织的基地又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9月8日，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到香港筹建同盟会分会。当10月16日同盟会香港分会正式成立之时，孙中山亲自在停泊香港的法轮上主持宣誓仪式，足见他对在香港发展组织工作的重视。同盟会香港分会的职权，明确规定其兼管西南各省的军务、党务及联络南美洲各地的交通事务。孙中山曾先后分派朱执信、许雪秋、王和顺、黄乃裳等数十人为主盟员和军事联络员，分赴广州、虎门、杭州、南宁、厦门各地发展党务，联络军事，活跃在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均是在同盟会香港分会直接指挥下起义的。
    香港分会最初设于士丹利街27号，1909年3月迁至德辅道中先施公司对门，以"民生书报社"为掩护，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于广州成立分机关，加盟者达2000余人。[（11）]10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会址设于湾仔鹅颈桥。它是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随即着手直接指挥策划广州新军的起义。"有了南方支部，然后才有了新军之役"；"有了庚戌新军之役，然后才有了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然后才有了中华民国"。[（12）]可见南方支部与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在1899年秋派陈少白于香港士丹利街筹办报纸，并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意思，给报纸命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后为同盟会机关报），号召和鼓吹革命。该报于1900年1月25日创刊，除日刊外，还办了一个旬刊-《中国旬报》。它不但首开革命报纸之先河，革命的宣传亦因之得一有力之喉舌；而且报纸由香港销往海内外各地，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变，"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闻风兴起而倾向于革命。
    1900年至1905年，孙中山利用几次乘轮船途经香港停泊之机，在船上接见该报社的同人，对报纸的宣传工作给予有力的指导。在孙中山的关怀下，《中国日报》先后举办于香港达13年之久，它作为革命的号角，在宣传鼓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了孙中山率领革命党人在香港进行号召和鼓吹革命的主要宣传阵地。
    再就发动武装起义而言，由于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香港成为孙中山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地。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所领导或组织的历次起义中，就有（1）1895年广州之役；（2）1900年惠州之役；（3）1901年5月潮州黄冈之役；（4）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之役；（5）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6）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7）同年的武昌起义等，这多达七次武装起义，都是直接以香港作为策划之基地的。其中，尤其是黄花岗之役最具有典型性。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在香港李纪堂创办的青山农场进行的，当时的青山农场，就是现在的青山湾西侧的蝴蝶湾的红楼圣地工艺品中心。该处红砖古屋，门坊飞檐，古朴典雅，孙中山和黄兴曾在此地紧张地商讨过起义大事。这所青山农场在起义前是武装力量聚集、输送起义人员入内地的据点，起义失败后又成为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其时，在香港设立有革命党人的机关部、招待所、寓所和农场等各种处所，总数有近20处之多，它们在武装起义工作中均分别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至于孙中山组织在华南地区的其他各次武装起义，虽不是以香港为策划地，但也是多赖香港为它们联络交通或运送武器弹药的。此外，香港还是内地武装起义的枪械转运站和海外筹饷的中转站。世界各地华侨捐助的革命经费，大多数汇寄香港，在香港集中后统一分发使用。凡此种种，突出地显示着香港在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起义方面是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也确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尽管孙中山领导或组织的历次起义，虽被清政府将起义之火一次又一次扑灭，但汹汹烈焰到处燃烧，不断唤醒了人们反清的觉悟，最后终于推翻了腐朽、卖国的清王朝罪恶统治。
    三、晚年与香港
    孙中山的革命征途曲折多艰。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南北军阀专横，国事如麻。孙中山为捍卫共和，又接连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一次"护法运动"和二次"护法运动"等多次革命斗争，几无安宁之日。孙中山到了晚年，寻求同盟者思想的转变之时，仍然与香港有着颇多的关系。他十分关注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还考虑过同港英当局建立连系以谋求外援。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香港海员就曾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利用海上工作之便，掩护孙中山，帮助革命党带送文件、运输军火，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鉴于中国海员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斗争，孙中山在1901年就曾派人到海员中进行革命工作。后来成为著名中共党人的香港海员苏兆征，在1908年就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亲自召见了"满提高"轮上的海员，帮助他们组织了海员"联谊社"。
    1921年初，香港海员中积极分子开展筹建工会的活动时，孙中山积极予以帮助。同年3月6日，香港海员工会成立，孙中山特派代表参加庆祝大会，主持揭幕以示隆重，并且亲笔书写了题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会牌。孙中山认为"香港海员工会"，只有香港一地的海员参加，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则全国海员都可以参加；又考虑到现在海员工人先加入会，将来办海员工业的中国人也加入，大家联合起来对付帝国主义的力量就大，所以他把会牌名字作了改写。实际上这块牌子，代表着孙中山的理想。"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成立，影响扩展到海内外，凡中国海员，不论是中国船上的还外国船上工作的，都纷纷加入海员工会。
    1922年1月，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时只有1000多人参加，一周后增至6000余人，后来由港英当局迟迟不答复工人罢工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遂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增至10余万人，约有数万海员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孙中山大力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当时他正在桂林准备北伐，得知罢工消息后，即从桂林电令马超俊到香港慰问罢工工人，并通知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罢工初期，到广州去的只有数万海员，迨各业总罢工后，人数就增至近10万人。广东政府极力设法解决这10万人的住宿吃饭问题，尽量腾出广州及其郊区的祠堂、庙宇、学校的空屋，供香港罢工工人居住；每日要支出膳食费用数千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乃得以支持。孙中山还明令取消袁世凯统治时期颁布的关于罢工治罪的条文，在政治上给予罢工工人以大力支持。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援助，是这次大罢工得以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3年初，孙中山为加强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考虑同港英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以谋求外援。他在一月中旬，曾两次派陈友仁访问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到二月间，又派陈友仁和伍朝枢与在上海的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协商，表示"要改善他同在中国及香港的英当局的关系的愿望"。[（13）]接着，孙中山接受香港政府的邀请，于2月17日至20日赴香港访问，受到港督史塔士（Reginald E. Stubbs）的热情接待。不久，孙中山在3月17日发表政见时明确指出：广东外交最重要的部分为"吾人不可不与广东门户之香港及澳门政厅增强了解及互助，而谋广东之开发"。[（14）]他努力地争取能够得到港英当局的友好和支持。
    后来，由于港英政府表现消极，加上孙中山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引发的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共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孙中山最后确立了只能依靠苏俄的支援的方针，便毅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综上所述，说明孙中山的一生中是长期与香港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香港对孙中山，不论在革命思想的发端和建立革命组织，还是开展革命宣传和策划武装起义等，都占着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孙中山的言行活动，也在某些方面对香港起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②《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15-11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页。
    ④《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
    ⑤《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⑥、⑦《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157-161页，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
    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9、24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213页统计资料；另见《革命先烈先进传》第503页，台北1965年版。
    （11）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丛刊本第二册，第74页。
    （12）莫纪彭：《民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转引自李进轩《孙中山先生革命与香港》第54页，台北1989年版。
    （13）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第236卷，《有关中国的进一步通信》。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第258页。
    （14）《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3月21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