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思想是戊戌维新思想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改革的转折点，自此中国的近代化开始从物质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转向制度化的学习与改造，从重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转向重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适应这一转变，维新思想家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新民观。他们认识到，中国欲富强，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要实行民主政治，不能不重视平民的作用；欲动员民众，不能不有民众的自我觉悟。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开启民智。
    一、以君民共主为核心的变政观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在对前此近代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君民共主为核心，实行政治改革的变法思想。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不甘沉沦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变"器"而不变"道"，即以西方的物质文明来匡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但它并未扭转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势。戊戌时期，谭嗣同、严复抨击了君主专制，康有为、梁启超创立了中西结合的历史进化学说。他们提出了变政的理论依据，阐述了以据乱、升平、太平为序的历史进化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制，君民共主制则是从君主专制向民主制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严复认为，仅仅学习和引进西方利器，是治标而不治本，因为封建君主专制是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都将国家看作私产，竭天下财富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违背了民立君的本意。民所以立君，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相欺相夺的现象，使人民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人们便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选择"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以协调处理公共事物。因此"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隶也"。然而历代帝王非但不能兴利除害，反而是社会上的"尤强梗者"，"最能欺夺者"，失去了为君的资格，成为窃国大盗，理应废之。他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实行民主政体。中国欲富强，也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
    谭嗣同则在《仁学》中阐述了他的平等民权思想，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相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①a]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国家出现之前，人们的社会地位平等，无所谓尊卑贵贱之分。第二，国家的产生和君主的出现，是因为公共事务的增加，因为能力及时间的关系，需要有专人处理，随之由民众从他们之中推举出一人为君。第三，在国家产生之后，君与民之间依然是平等关系，君来自民，由民选择，由民共举，所以先有民后有君，民为本而君为末，民在国家中的重要性高于君；既然君由民推举，所以"主权在民"，民不但可以立君，也可以废君，如果君不再为民办事，则可以由民"共废之"，换立新君。谭嗣同的平等民权观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创新，他所主张的"人生而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平等观，突破了"君治民"和"主权在君"的传统理论的局限；他所主张的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观"，突破了人民与国家关系上的"臣民论"的束缚，为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康有为也指出，变政的核心就是实行君与民分享权力，君权与民权并存共荣的"君民共主"制，他从儒家思想中为民主寻根，并以西方思想化入其中，指出，民主思想并非西方所独有，在儒家大同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其依据，即所谓"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①b]。追根溯源，君民共主制甚至起源于中国。康有为说："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不但"进贤杀人"等大疑大事要谋及庶人卿士，有关国命存亡的战争、迁都等等要政，更要"待于国人之皆可"。梁启超则认为，中国自同治以来，一直讲求新政，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没有切实把握变法的本原。他指出，维新变法的内容除了经济教育等项改革措施外，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他继承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指出，孟子"民为贵"的思想就是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要想使中国转弱为强，必须抑君权、伸民权、兴绅权，并据此提出了"以群为体"的民主观。"群"的含义是什么？梁启超说："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②b]。可见他所说的"群"就是指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思想，指出以民主取代专制的必要性，公开宣扬"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被置于最高一级，不但可进言咨询，而且具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利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主思想开始突破了仅限于沟通上下的传统框架，触及到强调自主平等之人民主权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实质，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反思戊戌变法，提出了国民性改造
    戊戌变法后，维新思想家总结了变法失败教训，认识到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能不注意国民素质的改造。因为，仅仅使民的地位提高，并不能自然地使民具有担负改革重任的能力；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重视，也替代不了对民之素质的教育改造。因而在继续对民众作用寄予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提出国民性改造的思想。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以近代思想改造国民性。他指出，人的素质之高下与国家的兴亡密切相关，他说："进化之道，全赖人心之竞，乃臻文明。"[③b]因而他在戊戌变法时期一再强调自主平等人格对于近代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将依附人格变为自主人格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在国家民族遭到外国侵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若事事仰赖君上，拘泥祖制，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必然失去民族的活力和生机。因此，康有为大声疾呼，人生第一要义乃平等自立，无论个人国家皆不外此[④b]。
    在总结近代改革和变法失败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中国贫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专制君主数千年的愚民统治，指出，"历史上种种罪恶孰不有从专制政体而生"。中国人民之所以丧失了所固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就在于专制政体在作祟。专制政体就是"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①c]。他激烈地指责，"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因此他号召全体国民以专制制度为公敌和大仇，"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翦灭此而后朝食"[②c]。对专制政体"从根柢处掀而翻之"，使数千万"如狼如虎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去凭借。
    严复也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专制精神不但是统治阶级公开的意识形态，而且浸润于国民性之中，成国专制的精神基础，历代帝王之所以能够窃民之国，与儒家三纲五常思想的毒害不无关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将君主专制体制看作天经地义，因此，儒家学说是维护君主专制最好的思想武器。历代帝王看准了这一点，强行以之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人心，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人为地泯灭竞争，扼杀了学术进步；其二，思想被钳制，造成了盲从、虚伪、作假、无耻的国民劣根性和民力、民智、民德的卑下[③c]。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鼓吹变政者有倡无和，而且即使建立起立宪民主政体，也是有名无实，摆脱不了专制的阴影。因此，严复认为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彻底改造中国人民的素质，造就出具有强健体魄，近代思想和近代道德的新型国民，实行人的近代化，才能为工业化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则强调，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根本条件。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了"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④c]的局面。对不同于儒家正统的思想，人们不敢谈论；对阻碍社会进步的专制制度，人们不敢怀疑；对导致中国战败与落后的根源，人们不敢思考。这种奴性心态严重地压抑抑杀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梁启超甚至对其老师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也颇有微词。他指出：中国思想界的痼疾，就在于"好依傍"，康有为的变政维新思想，明明是他自己的空前独创，却偏要拉出孔子大旗做虎皮，以为不如此便师出无名。梁启超断言，这种病根不拔除，中国人的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⑤c]。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批判态度，表现出启蒙思想家勇往直前，开创新时代的可贵精神。
    三、以中化西的新民思想
    维新思想家的新民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力介绍宣传中国所没有的外国新鲜思想，一是自觉运用近代的新观点新方法，来重新认识、整理、改造中国的旧学术。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和"淬厉其本有而新之"，即在发扬本国优秀学术传统并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民权观。谭嗣同指出，孔子学说的精华是"仁"，仁的本义是平等、自由、自主。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父子、夫妻，还是朋友，都应该是平等关系。梁启超认为，国家乃积民而成，人民的优劣程度决定国家的强弱。要使人民优秀，就必须使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梁启超将民权与国权，人民的地位与国家的地位紧密相连，指出，只有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国家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国势才能强大[⑥c]。严复的思想更为深刻，对于民权观，他强调应以自由为体。认为民主并不是近代化的根本，它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如果只有民主政体，而人民并不享有天赋的法律范围内的自由，那么这种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其实质仍为专制。因而民主也是"用"，自由才是"体"。他指出，西方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因为近代文明的实质并不是爱智求知的科学传统和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而是彻底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人文主义精神，是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精神和在社会中的自由独立身份。科学和民主是其结果而非原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天赋人权"的理论，宣扬人生而平等，在相当程度上把握了近代文明的精神实质，击中了封建专制的要害，剥夺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敢于争取天赋的权利。这正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最为害怕和反对的[①d]。严复观察中西文明的差异，眼光是锐利的。不唤醒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只偏重于启发其求知精神和救亡意识，致使人们缺乏无所畏惧地追求真理的心理素质，民主便难以扎下根来，科学也难以取得进步。
    第二，以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理性精神。梁启超称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文明的始祖，把西方的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归功于培根的"实验派学说"和笛卡尔的"怀疑派学说"，认为科学认识论是西学的绝大关键。严复也重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非理性思维方式阻碍着中国人正确地认识世界，指出，"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②d]尽管古人也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特别是演绎法去做认识世界的工具，但由于他们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只是不容怀疑的古训，因而其结论也往往错误。这是中国的"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③d]的重要原因。根据这一认识，严复译介了西方的自然进化论和逻辑学。《天演论》论述了生物界的演化，其意义不仅在于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天争胜，适者生存"的道理向中国人民敲响警钟，促使他们从沉睡中惊醒，投身于改革和救亡的斗争中去，以竞争求生存，更重要的在于传达了一新的思维方法，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就使中国人摆脱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束缚，能够从发展变化的视角去视察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严复的逻辑学诸书则阐述了如何通过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指出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必须是经由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抽出其中的共性，即所谓公理公例，再据此进行演绎推理，并经过客观事实的反复考验，才能得到可以确信的科学知识。这就有助于克服中国人以尊天从古为依据的非理性思维传统，有助于他们从古书古训的沉重压抑下解放出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自身规律去认识它，奠定了消除封建意识形态，接受近代思想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