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本民族长期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土壤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它所包涵的某些基本的社会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已融化于本民族成员的血液之中，成为影响各个民族乃至人类社会某一历史阶段发展的一种长期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因素。近代以来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往往超越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上。近代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日起直到20世纪初，它是与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以来，情况就发生了改观，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民族主义仍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历史进程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主义仍是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且同样也存在着向良性方向或恶性方向发展的问题，关键取决于领导层内外政策导向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前所言，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基本因素之一，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评估民族主义在苏东国家演变进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毋庸讳言，这既有其负面作用，即消极性，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前者而言，如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严重后退，造成了地区的剧烈动荡和国际关系的失序紊乱。就后者而言，如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主权，使其有可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使一些有生命力的民族挣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发展的道路。还需指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民族主义总得有一个合理的“度”，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苏东地区国家内的一些民族，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推动下，使用逐步升级的暴力活动无止境地进行民族分离运动，不但破坏了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而且带来了无数群众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邻国的不安，也损害了本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是不足取的。
    第五，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8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高扬的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全方位地观察这种历史现象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正沿着聚变和裂变，或者说聚合和离散两种模式同时并行发展着。这两种模式或趋势既是对立的，又是并存的，而且往往聚变中包含裂变，裂变中包含聚变，相互交织，交叉发展，构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的复杂图景。聚合型的民族主义以欧共体为核心的西欧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东盟国家集团也属此类，拉丁美洲也有此类现象。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或称地区民族主义，主要以跨地区的经济合作为主，政治联合为辅。总的说来，这种聚合型民族主义代表了民族主义的长远发展趋势，尽管目前仍未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即使在民族聚合趋势较为强劲的欧共体国家内，如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却由于地方主义的因素，出现了地方分立主义、地方分权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等离散趋势，这对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离散型民族主义则以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前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离散型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正处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地方利益集团和民族利益集团，却缺乏权威的社会机制予以调节，加上外来势力的插手所致。与此同时，即使在这些离散型民族主义活跃的国家内外，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脆弱的聚合趋势，尤其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联合。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趋向冲突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发展模式尚未定型，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族、种族、部族、地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因历史上的纠葛和现实利益的不同，却由于协调机制的不够健全或领导层决策的失误或外来因素的干涉而导致冲突的不断产生。当然，从长期发展前景看，民族离散趋势是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随着民族意识的成熟，民族理性的发展，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国际社会的协调和干预，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类生活全球化趋势的进展，民族离散终究会向民族聚合方向逐步转化的。因为不论是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之间，抑或各个国家之间，只有实现了各民族的和解和合作，才能使各民族共同走上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未来将是光明的，如同百川归大海一样，世界各民族终将捐弃民族成见和前嫌，汇合和融合成为一个人类共同体，实现无数世纪以来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6—167 页。
    〔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