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西部边疆是经历了多次变迁后形成的，尤其是在近代（1840-1919年），我国西部边疆遭到了沙皇俄国的野蛮侵略，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落入沙皇俄国之手。对于这段历史，已有许多著作和文章做了详细论述，但有关西疆变迁的原因却涉及寥寥。本文拟就西疆变迁历史的原因做一浅论，以引起后人反思。
    一、国际、国内时代背景
    1.侵略成性的沙俄对外扩张掠夺的需要。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沙俄，依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以沙皇为首的俄国农奴主阶级，是一个极端残暴极端贪婪的阶级，土地是其最基本的财富，占有土地的多寡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恩格斯说："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1]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土地，他们狂热地支持沙皇政府推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而沙皇政府也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外扩张，才能用分封土地，赏赐农奴和授予特权的办法，满足农奴主阶级的利益，从而维护专制政权，并不断扩大其统治基础。除了地主阶级之外，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新兴的沙俄资产阶级，也开始成为推动沙俄政府向外扩张的一股重要势力。
    1861年，沙皇政府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这场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极不彻底。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了，但是农奴制残余仍大量保存着。在农奴制残余束缚下的广大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仍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购买力很小，商品市场仍然十分狭窄，资本主义向国内纵深发展的可能性受到阻碍，更加迫切要求对外扩张，向广度发展。沙皇制度为了保存农奴制残余并扩大地主贵族的剥削领地，同时在资产阶级向外扩张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要求推动下，更加增长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2]
    沙俄侵华政策的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时就已经奠定。彼得一世这个"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3]在他向欧洲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也积极制定了侵略中国，争霸远东和太平洋的侵略计划。以后的亚历山大，叶卡特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沙俄又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虽然俄国建立之初与我国并不接壤，但随着向东扩张的进展，开始于十七世纪初与我国西部边疆接触。这种领土相邻的关系为俄国从陆上进行侵略提供了便利。致使近代中国西部边疆在劫难逃。
    2.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没落，国势衰微。
    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之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却走到了穷途末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虽然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相比，它们只是汪洋大海中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而已。清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淫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阴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中国大部分的土地又掌握在地主阶级，贵族和皇帝手中，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据1812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八十三万顷（每顷一百亩）。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拥地数百万亩，或"膏膄万顷"；江南一带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手里，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4]乾隆末年，由政府掌握的人口骤增至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而耕地和生产的增长却有限，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日益加重的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剥削下，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鸦片战争前即已腐朽不堪，外迫强敌，祸在眉睫，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道光皇帝（1782-1850）虚骄自大，封疆大吏闭塞无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连英国在世界上什么方位都不知道，吏治黑暗，贿赂公行，从嘉庆以后，整个朝政，风气已开始败坏。朝廷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5]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6]嘉庆初年的一位学者洪亮吉曾上书评论说："今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7]就因为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这些指责，洪亮吉竟因此被判流放到伊犁。可见清朝政治之腐败。
    财政亏损也是国力衰弱的一个表现。乾隆初年，户部库存二千四百余万两，统一新疆的几次战争共花费三千多万两，但其后库存还积累至七千多万。到嘉庆时期，财政收支虽然相抵，但库存已亏。1814年，户部存银只剩下一千二百四十万两了。所以，这一年的闰二月，颙琰说："今三十余年，库帑所用已逾于所存。"嘉庆年间议论国家财政问题的人都埋怨每年对新疆的开支是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其实，清朝国库亏损，元气衰竭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政治的逐渐腐败，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挥霍无度及对人民的掠夺使民穷财尽。
    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各地的反清大起义风起云涌。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一直到义和团运动，都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统治。清王朝"祸积有素"，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因此面对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的入侵，无力反击。鸦片战争一爆发，中国便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边疆危机也日益加剧，致使大片领土丧失，人民倍受蹂躏。
    二、清朝政府的腐败与失误。
    1.闭关政策
    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主要是为了限制外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交往，企图借以维护满洲贵族已趋腐朽的封建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8]闭关政策虽曾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而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也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不仅对各国来华商人采取了某些不必要的"防范措施"，例如，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皇帝颁行《防范外夷条规》，对外商在华的活动严加限制。[9]以致使它拒绝接受一切新鲜事物；甚至连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愚蠢地统统予以摈斥；同时还明令宣布，禁止火药、硝磺、铜铁、粮食等数十种重要商品出口，限制中国商人建造大型船舶出航远洋，开展国际贸易，进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正如乾隆皇帝在1793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10]这就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使得中国人民的耳目愈益闭塞，思想愈趋保守，并且失去了及时吸取西洋先进思想文化的优点和长处，用以改造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的机会。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延缓和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恶果。而正当清王朝闭关锁国，江河日下之时，西方列强却开辟了新航路，积极地到世界各地寻求殖民地和原料、商品市场。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到我们边疆的时候，清王朝仍昏昏沉沉。闭关自守和狂妄自大是互相联接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这种状态不无关系。
    2.外交政策的失误。
    这首先表现在当内忧外患一同到来时，清政府不是全力以赴去抵御外来入侵，保卫全民族的利益，而是集中力量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起义，陕甘回民起义，新疆人民反清大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抽调良兵强将进行镇压，甚至把驻守西部边疆的军队也调了回来，还不惜采取出卖国家权益的办法，同侵略者进行勾结，换取他们派兵"助剿"。这种颠倒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做法，不仅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也葬送了祖国的大片领土。负责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在阐述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时说："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1]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其实考诸其后所行的对外政策，可以知道所谓"迁就"一词的含义，即是妥协屈服，这种对外国侵略者妥协屈服的对外方针谓之"抚夷"。在这一"抚夷"的基本方针指导下，在处理西部边疆的问题中，妥协退让，致使大片领土和权益被无端夺走。例如，1861年，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与沙俄会勘西疆边界之时，恭亲王奕明知按《北京条约》规定之走向划界，损失甚重，但一筹莫展。给明谊等人的指示含混模棱，既要求"妥办剖辨，以免任意侵占，漫无限制；"又要求"不可徒事纷争，致启边疆之衅。"[12]致使明谊等在塔城谈判中最终屈服，我国西北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归俄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令人愤慨。清政府还幻想以夷制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其结果非但未能"制夷"，反而被夷所制，加速了外交的失败。沙俄在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后，急欲通过合法的条约使之得以确认。清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鬼计多端的俄国便怂恿英法两国，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不仅同意俄使充当调停人，而且希冀甚深："俄酋既愿从中说合，不必拒绝，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13]结果是俄国顺势挟英法之威得签《北京条约》。清廷只看到了列强之间矛盾的一面，看不到它们本质上和侵略利益上的一致，更没意识到沙俄与英法之间在演"双簧"。
    3.军备落后，士气低落，失去御边战斗力。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失去御边战斗力。以刀、矛、弓箭、甲胄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绿营兵，岂是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对手。军队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驰，百弊丛生。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奏称："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凡此诸弊，悉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14]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劫财，已经没有什么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了。
    随着国家财政的虚耗和亏损，对新疆的经费当然就卡得更紧，国防的开支更形困难。驻扎在边境一带的八旗兵因人口繁衍，生活艰难，就要求他们屯田生产。但这些满洲官兵因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既不打仗，又不生产，他们贪图安逸，好逸恶劳。加以军饷薪贴又低，生活更加困难，有些守卡部队，冬天害怕寒冷，任意将卡伦后撤到内地。有的该定期巡查边界的也不去巡查了。[15]1813年，大批俄军越界深入塔尔巴哈台边境地区五百余里，已反映出清朝边防松驰的问题，就这样，边防一天天废驰，终于导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4.清政府用人不当。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王朝的强盛与兴衰固然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但与最高统治者在用人方面能否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有着极大关系。例如：中俄《伊犁条约》和《北京条约》同为丧权辱国之不平等条约。但后约是在清朝内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逼进北京的交困背景下屈从的。而前约则是在清朝"同光中兴，国力复振"时期签订的，当时背景正如左宗棠所言，"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16]究其谈判失败，丧权辱国之原因，首在清朝外交用人不当，将折冲樽俎之重任付之庸懦之崇厚，并给予他"便宜行事"[17]的权力，致使崇厚公然违抗清政府的多次训命，擅自签约，铸成大错。至清朝二次派出之曾纪泽，为近代之杰出外交人才，但前次崇厚所许范围过大，俄国视崇厚所许为已得权益。曾纪泽全力以争，以增加赔款为代价，才争回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设使清朝将"索回伊犁交涉之重任，初不委诸头脑昏庸轻率赴事之崇厚，而授之纪泽，则所获当不止此也。"[18]
    还有清朝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等愚昧无知，任敌摆布，终至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签订，把中俄边界线南移到博斯塔格山上，把流入塔里木河的阿克苏河东源扎纳尔特河上游都割入俄境。沙克都林扎布及其儿女亲家，参与南疆分界事务的哈密帮办大臣长顺等满族大员[19]都是畏俄如虎，对沙俄侵略者违约多占我国领土的阴谋诡计，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只求早日了结这个棘手的勘界之役。他们不认真履行勘界的职责，却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和威胁，说什么沙俄"就我范围"，按图定界，争得某片领土，"有得无失"；"若不赶紧互换图约"，后果"殊难测度"；[20]他们还对要求据约力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反对沙俄约外多占的官员如刘锦棠、张曜等，不惜强词夺理地进行诬蔑，攻击和中伤。[21]而刘锦棠、张曜等，由于没有亲到现场勘察，对边境地形和交涉情况都缺乏深入了解，所以既易受长顺和沙克都林扎布等的欺骗蒙蔽，也易被他们抓把柄、钻空子，致使自己主张的正确部分也不能坚持始终，无法改变沙俄违约割占中国领土的局面。[22]
    清朝政府有如此的督办外事的大臣，怎会不丧失国土！
    5.清政府对西部边疆政策的失误。
    乾隆统一新疆后，对新疆较为重视。采用军府制度进行管辖，保证了乾隆中叶以后新疆地区长达百年的和平安定与开发建设的蓬勃兴起。但是乾隆朝中期以后，新疆进入比较稳定状态，已经不是清朝统治者视野中注意的重点。道光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危机，更无暇顾及新疆的治理改革。早在嘉庆年间，放弃新疆的论调，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朝廷官吏和士大夫埋怨新疆"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23]鸦片战争后，放弃新疆的论调更是风靡，内地的封疆大吏这时对于新疆大都采取漠视态度，朝廷向新疆调兵筹饷的命令，他们不是公开表示反对，就是消极进行抵制，就连在新疆任职的官员中明确持放弃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同治五年七月，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的奏疏中说："西北之势，关内为本，关外为末。""为今日新疆之计，当知弃取。我朝自乾隆中叶以前未尝有新疆，今国家元气未复，兵帑两亏，不思养兵息民，乃欲黩武争胜于暇荒之地，非经国之良谋，不如弃之。"[24]同末光初清政府内部还掀起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吏主张重"海防"，轻"塞防"。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的"筹议海防折"里，借口海防筹饷困难，向清政府提出停撤西北"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的建议，并要求清廷饬令西征部队"严守现有边界"，"不必急图进取"。并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25]在李鸿章的鼓动和影响下，停止西征，放弃新疆的喧嚣声一时充斥于朝廷内外。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认为"李鸿章之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26]其他如御史余上华，刑部左侍郎黄钰等也纷纷上疏请罢西征。[27]这些论调对于清政府处理新疆事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幸而清政府还有左宗棠、王文韶、文祥等眼光远大，不甘屈辱的爱国大臣，他们极力主张收复新疆，军机大臣文祥在清廷最高层讨论新疆问题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28]文祥对清朝政府颇有影响力，因此，清廷才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颁布谕旨，决定收复新疆。这场争论，对于新疆之命运关系至为重大，此后左宗棠得以全权准备和指挥收复新疆的战役，这的确是后人应当庆幸的。否则，新疆之属，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