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思潮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且在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倾向。关于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对于它最早产生于何时、有什么特点及应如何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很多不足。本文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应始于康有为和严复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开始于1907年吴稚晖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该刊第一期《新世纪之革命》一文指出："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应，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而"新世纪之革命"即"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前人幸福之革命"。这表明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正式形成，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1]。但这种"科学公理"的发明和应用、科学公理决定人文主观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之中，并用以实践。因此，其形成应追溯到戊戌时期。
    我们首先来看看康有为。康有为宣扬科学、倡导变法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提倡"物用科学"以救国；另一方面宣扬以科学方法改造传统。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但我认为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涵有待揭示。康氏在宣扬科学时，对西方科学的威力深信不已。1884年，他购得一个三百倍的显微镜，视一瓣菊花，长竟丈余，视蚁，长五尺许。"适适然惊"之余，立即写了杂文《显微》，大发其想象："由三百倍之显微镜视蚁，而蚁可为五尺。而推之它日制作日精，则必有三千倍显微镜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丈"，"若有三万倍之显微镜以观蚁，则蚁之大当为五十丈"，那么，三兆倍、三京倍……三可倍、三思倍呢？如此下去，"若有三议倍显微镜观蚁，则蚁应百万万倍于吾地球"，那就不能用"巧历"计算了[2]。科学威力无穷、科学万能的观念，将科学视为宗教偶像的思想，就这样悄然滋生在康有为思想中。
    1885年，已经深知西方科学威力的康有为，即自谓"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翌年撰成《实理公法全书》。关于此书，学术界已经揭示了它两方面的含义，即一是康有为阐述变法思想的重要论述；二是他由此开创了科学方法论的先声。但在我看来，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康氏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几何公理是该书写作的理论方法基础。如在《总论人类门》中说："人有自主之权"，乃"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在《夫妇门》中认为男女"倘有分毫不相悦，而无庸相聚"，也是按"几何公理所出之法"；在《刑罚门》中说："无故杀人者偿其命，有所围（违）者重则加罪，轻则减罪。按此几何公理所出之法。"可见，康有为完全以"科学公理"为判断标准，凡符合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公理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管是实用技术的，还是人文心理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还是主观世界的，都是如此。他全然忘记了或根本不顾人文与自然各有不同的特质。连章太炎也反对说：在康有为看来，甚至连"道德、礼俗也要合于科学公理"[3]。这样，在康有为的思想中，人界的非定理与物界的定理混为一谈，以主观的公理为客观的公理，以为不可移；又将相对的真理视作绝对的真理，以为天地间公共之理。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主观世界被康有为设计为一个个所谓科学的几何公式，机械地勾画于人们面前。
    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表面上是一种从据乱世经升平世到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观。但深一层看，据学者汪荣祖分析，公羊家和康本人都并不重视历史，三世进化也不是根据正确的历史经验或历史发展的法则，而是圣人的制作[4]。而这圣人之言在康有为那里是由科学所引申出的一个真理的公式--圣人之言是真理，而由此所得的公式当然是公理。康氏在《孔子改制考》叙言中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进而指出"公理不明"，则"文明不进"。可见，在康有为看来，历史的发展是能被真理的取舍所决定的，真理犹如一个数学公式或是一个公理。只有按此真理，社会才会臻于完满。这样，科学在康有为思想中已越出了原来的范畴，而幻化成一种无所不能的权威，指导着他的主观世界，分割着人文主观。这无疑是中国唯科学主义的最早体现。
    我们再来看看严复。严复是最早将科学作为价值体系接受的代表。美国学者郭颖熙曾认为正是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但这位学者又认为严复"并不能算是中国新思想的开山，因为他后来从自己在90年代的进步思想倒退了。……所以，无论是从实际的还是象征的意义，中国是从20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严复后来固然出现思想倒退，但他在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唯科学主义的推动力则不容忽视，而且还久远地发生着影响。从他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宣扬上即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赫胥黎是位有成就的动物学家，他并不善于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问题之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相反，"他甚至还认为进化论对人类道德、伦理问题，是无能的"[6]。他在《天演论》一书中宣传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但竭力反对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规律硬搬到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庸俗进化论，表现了一位科学家对待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态度。但奇怪的是，严复在移译该书时，却多方面非难赫胥黎，而对赫氏的论敌斯宾塞的学说则备加推崇。他通过大量按语，堂而皇之地打出斯宾塞的旗号，表现出严复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严复极为推崇斯宾塞的主要方面，正在于斯氏将科学进化论广泛地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观点。严复异常钦佩地指出：
    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7]
    与此同时，他还对比了赫氏和斯氏的观点，并毫不含糊地站在了斯宾塞一方。他说：
    赫胥黎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8]
    而这"郅治"的基本理论保证，又正是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他紧接着指出：
    群而不足，大争起矣！……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熔民生，与民生之自为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塞之说，岂不然哉！[9]
    这一思想的发展明显表现出，严复完全臣服于斯宾塞，并把自然界中的进化规律，百分之百地搬用到人类社会之中，期望用奥妙无穷的自然规律--"天演"来"陶熔民生"，并最终达到人类的"郅治"。这实际上为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开辟了又一重要领域。如果说康有为从方法论上运用并肇始了唯科学主义，那么，严复则是从内容上为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奠定了又一重要基础。其后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几乎无不是在科学方法论上和科学决定人类社会乃至人生这两方面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严复和康有为早在近代科学刚刚在中国产生之初，即已肇始了唯科学主义。
    二、"五四"前后唯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三种路向
    五四时期，《科学》和《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的旗号，并将其作为价值信仰的对象。这一时期一开始，唯科学主义思潮是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分别沿着严、康所开创的思想理路演进的；到后期，出现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唯科学主义观，由此形成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三种路向。这是唯科学主义在中国近代表现出的重要特点。
    陈独秀对科学的提倡一开始即将其与社会、人事问题的解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的《当代二大科学家的思想》一文，并不关注梅特尼廓甫（Metchnikoff）和阿斯特瓦尔特（Ostwart）在自然科学上的创见，却大力阐发其关于人生、道德问题的见解。他和马君武分别摘译自海克尔《宇宙之谜》上的《科学与基督教》和《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宣扬进化论的同时，也宣扬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将解决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概念。可见，在陈独秀那里，科学完全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问题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那德、赛两先生，闹了不少事，流了不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老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0]陈独秀用一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揭示着科学与社会人生发展之间的联系。他全面接受了孔德人类进化三时代划分的理论，即"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且认定欧美社会已进入科学实证时代，而中国则是宗教迷信和玄学幻想时代的混合体。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化，必须批判宗教迷信和玄学，而自然科学及依托于其中的理性精神就是最有力的武器。他甚至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11]。显然陈独秀是一位科学万能论的拥护者和推动者。
    与陈独秀将科学引进社会人生各领域的同时，胡适则执中国特色唯科学主义的另一头，竭力倡导和推进科学方法万能论。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思想家，胡适极为推崇科学方法，认为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所以发展，全在于新方法论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打开局面，同样要选择一条"求知"的捷径。他说："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2]他将达尔文的演化论、赫胥黎的怀疑论及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胶糅掺杂后，成为他进行问题研究的信条，以致认为对任何问题都要求在"为什么"之中进行三步论研究：先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再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应有何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最满意的解决。并且"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13]。胡适还曾以此批判"目的热"和"方法盲"。
    应该指出，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热衷，原本是他谋求以理性再塑思想的内在需求。但他这一思想的发展却走入另一极端，即认为科学方法万能，一切都必须在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认为："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14]他甚至更具体地用唯科学主义的所谓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要求研究学术的人："学者似乎应尊重事实，若事实可以推翻学说，那么，我们似乎应抛弃学说，另寻更满意的假设。"[15]这就使他陷入一张方法的网络之中，导致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这是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强化和文化理想的自身价值及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弱化。特别是在这种盲目的公式化的方法论下，胡适一味宣扬推翻旧权威，丧失了自我判断标准，认为凡属推翻原来权威的就是"革命"[16]。这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公式化的科学方法宣传所带来的认识结果。
    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唯科学主义大多是在以上两方面展开的，激进者都宣扬科学决定社会人生各方面事宜；稍为严谨者则更多地宣扬科学方法万能。如果说这一时期唯科学主义有新发展的话，那就是广大自然科学家的认识，丁文江即是其中代表。
    五四时期，丁文江正好在日本和西方留学后回国。胡适说他是"欧化最深的人，是一个受科学影响最大的人"[17]。他长期在欧洲攻读科学，对科学所带给欧洲的文明深为叹服。他力图将科学带到中国去，又不得不在与科学文明极不相投的复杂环境中奋力开拓，这使他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唯科学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