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5月6日至8日在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召开。有11个省、市、自治区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有蜚声中外、著作等身的老一辈专家，有风华正茂、硕果累累的中年学人，也有血气方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俊秀，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会议共收到40篇论文予以交流，并组织了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会议尽管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但学术品位较高，有其鲜明特色。
    从这次会议的研讨内容看，可以说是呈"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所谓"大集中"是指紧紧围绕"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主题，避免分散零乱，而能有相对集中的放矢之的，有比较统一的语境。所谓"小分散"，是指由主题的聚焦点辐射到多点多面，由"大议题"化解成众多的"小问题"，避免空洞浮泛，做到具体切实。从历史实际看，张之洞是一个几乎与晚清时期相始终、履历复杂、地位重要的人物，而中国近代化，是关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社会历史进程。会议的主题"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表示为两者的"关系式"，这中间所能包含的内容自然也是很复杂的，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事体去考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基点去审视，可以从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位去联系，可以作宏观的鸟瞰，也可以作微观的剖析。总之，所能作出的题目是很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当然远不会将此做尽，不过涉及的面也已比较宽泛。这种"大集中，小分散"的内容布局，应该说，是比较正常、合理的，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
    这次研讨中也显示出求实、求新、求深的较高学术境界。所谓"求实"，是指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其人其事，求取客观公正，避免虚杆偏执。所谓"求新"，一方面是指对以前没涉及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和课题；再一方面就是对以前已经涉及的问题，在已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挖掘新材料，进行新论证，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所谓"求深"，是指求取研究的深刻性，透过表象，探索本质，把握规律。求实、求新、求深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并且没有止境。从这次会议研讨的情况看，在这方面是努力而有效的。
    聚焦于"近代化"，辐射到多点面，较以往更为集中、全面和深刻地从一个特定的主角度审视张之洞与清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联系，拓展知其人与论其世双向贯通的路径，是这次讨论会最主要的、综合的学术收获。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和清季重臣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局密切相关，舍此便难以真正认识张之洞其人的基本历史面貌。这是与会者达成的共识。而针对以往有些人在对"近代化"的认识上只注重经济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偏颇，有的与会学者强调指出，"近代化"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要更加特殊一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政治前提。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应合。研讨范围即涉及到相关诸多方面，并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求实、求新、求深的成效。
    关于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作用，有的论者肯定其人一生御外爱国、维护民族利益的大节，列举他在伊犁交涉问题上反对崇厚的妥协辱国，对于迫使清政府派曾纪泽改订条约发挥了作用；在中法战争中极力主战并实际主持战事，力主利用刘永福，起用冯子材，支持刘铭传；在中日战争时积极调兵筹款支持抗战，反对割台等典型事例予以论证。内政方面，有的论者通过将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比较研究，认为在戊戌改制改革当中，张之洞并不象传统观点认定的那样反对议院和民权，他与康有为并不存在重大原则分歧，其间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是否改变清廷的权力机构、是否赞同孔子改制说、变法步骤是要稳健还是激进等问题上。有的论者进而联系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表现，认为其人在政治改革中是一位与时俱进、对改革主要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并着眼他总督湖广十数载苦心经营，却结出武昌首义之果的史实，认为他不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酿造师。这样看来，张之洞在清末近代化进程中于政治方面所起的客观作用，便在相当程度上是正面性的。
    近年来，对张之洞经济思想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这次会议关于该方面的研讨仍是热点之一。有的论者强调指出，张之洞一生积极地、热诚地、全身心地投入洋务运动，是继李鸿章之后最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在经济方面的洋务成果以办汉阳铁厂等为最重要，他不畏重重困难和阻力，勇于探索，艰苦创业，建成当时亚洲最大型、最先进的钢铁厂，精神十分可贵，无怪乎毛主席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有的论者结合张之洞更为全面的经济活动，揭示他作为"旧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所体现出的"企业精神"。有的则专文剖析了张之洞"官倡民办"的经济思想。有的就"张之洞与粤汉铁路"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张之洞在拒用英款、粤汉铁路的收回和自办等事局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考察，肯定了其人在粤汉铁路早期筹建史上的开山祖地位。有些论文集中考察了张之洞与湖北地域经济的关系，或运用翔实的资料，着重从实践方面揭示张之洞对于湖北19-20世纪之交经济崛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分析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或集中论列了张之洞在湖北农政方面的种种举措，揭示出他在这方面继承传统与倡导西法相结合、理论倡导与实践农政并行等鲜明特征；或专题研究张之洞在湖北农业改良方面的作为，认为由于张之洞的积极倡导，清末时期的湖北农业在引进西方农学和新的作物品种，发展农业教育和传播农业知识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对于湖北农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张之洞的文化品格，是研讨的又一个热点问题。有的文章独辟蹊径，从传统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切入，论述张之洞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出，张之洞作为一名儒臣，重视关乎"人类存灭"的名教，表面看来是只讲令节不论功利，其实不然，他的伦理观有一个由义利统一向功利统一过渡的过程，而其功利思想从他关于富国强兵的设计以及办学育才筹划等方面得以表现。有的论者则从对比审视张之洞的儒臣官品与洋务心态着眼，解析张之洞的近代文化心理，从其书生气质和表层文化心理、儒臣官品和深层次文化意识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考察，并寻究了其图变趋新、杂糅新旧的为政之道中所蕴涵的文化特色。有的论者专题探讨张之洞与晚清儒学的关系，从晚清儒学变局的大背景下着眼，审视并揭明，其人调和汉宋而又尤崇汉学，强调有其特点的"通经致用"，在晚清儒学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有些论者就以往多所研及而聚讼纷纭的《劝学篇》以及集中着重阐发的"中体西用"思想开发新见，或通过具体比较，揭明张之洞《劝学篇》中的中体西用论，是作为一种"中西补救"论，与作为"中西会通"论的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有所不同，指出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一个很复杂的矛盾体，在否定其主要目的和倾向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中有许多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旨在作出全面评价；或通过对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生发演变的较全面考察，从中凸现张之洞这一方面思想的地位和价值，认为及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阐发"中体西用"思想，并非老调重弹，而是融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比过去洋务派这方面的思想更为丰富；或明确提出应对《劝学篇》重新评价，持论不能简单地按照当时出现的"最先进的"思想为标准来决定褒贬，而应深入地探讨该书是如何回答时代主题，究竟产生了哪些实际历史影响，以及它在当时思想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或就《劝学篇》外篇中的《非攻教》分篇生发议论，联系张之洞在其他时候和场合的有关言行，对其"非攻教"思想性进行剖析，认为从文化观方面看，"非攻教"思想坚持的是"中学"本位原则下对洋教的被动容让，并联系它所包容的洋务外交观内涵，揭示出其复杂的矛盾性；或通过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剖析，认为它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
    重视教育，善于识才用才，也是张之洞的一大特点。会议文章中有的从"封建科举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的创建者"等方面，论证了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人物。有的专门考察了张之洞与广雅书院的关系，以个案研究来具体反映张之洞当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状况。有的则从"求才治国的人才观"、"兴学育才的储才观"、"德才并重的举才观"、"唯才善任的用人观"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张之洞的人才观。有的文章通过对张之洞与黄遵宪关系的考察，发现仅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举荐黄就达五六次之多，由此进而剖视张之洞的用人观，指出，张之洞重视、举荐和重用才品兼备的人才，但他决不容许被荐人才的思想言行超越《劝学篇》所规范的轨道。
    张之洞在晚清历史上虽算不上著名的军事大家，但是他与清季的军务活动和国防建设，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会议论文中有的专门研究张之洞与"自强军"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从酝酿准备到该军最后练成的整个过程的全面考察，认定该军编练的指导思想和方案设计，完全是由张之洞提出的，张之洞创议编练该军，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的则专门探讨张之洞与中国海防近代化的关系，不但考察了其人扩建广东海防、加强江南海防、创立湖北江防舰队的实践，而且对张之洞的海防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张之洞的海防思想和实践，尽管在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其补充和推动作用不应低估。
    张之洞作为疆吏重臣、洋务大员，涉身外交事务。关于其人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有的论者专文研讨张之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联系"以夷制夷"中国传统外交智术的大背景，主要通过对甲午战争和义和团时期有关情事的考察，揭明张之洞的以夷制夷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对外关系策略到对外关系战略的转变，并分析了其主、客观原因。有的考察了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三次抵制法国领事借教案妄索的情事，认为张之洞不畏帝国主义强权，并且抵制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力挫法国领事的嚣张气焰，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多痛史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作为疆吏大员，与任职省区近代化事业的关联自然特别密切，除了上已述及的他对湖北经济建设的贡献外，另有文章专论张之洞与山西近代化的关系，从其人由清流健将出任晋抚的转变着眼，对他任职期间治晋的政绩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出他对山西近代化的奠基作用。还有文章专论张之洞与广东近代化的关系，考察显示，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五年多的时间里，受近代化意识的驱动，建立新式海陆军和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大力开办民用工业，博采西学，兴办洋务教育，对广东近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他此后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投入近代化事业铺奠了基础。
    正是在多方面综合审视的基础上，着眼其积极因素，肯定张之洞对中国早期近代化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会议达成的共识。有的论者明确认定他为"推动近代化的先驱"人物。与此同时，人们也充分注意到其人总体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有的论者指出，张之洞一方面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抵抗派，是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一方面他在中国近代化启步时倡导新事物，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对旧事物、旧思想恋恋不舍，千方百计加以保护。有的论者概言，张之洞作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他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先进与落后共具。象这种情况，对于他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说，当然是正负面影响兼有。而他这种矛盾性，正如有的论者所深刻指出的，典型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时代造就了张之洞，而张之洞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下了印记。
    张之洞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人物。了解多年以来有关其人研究的情况，对于在已有基础上开创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是必要的。会议上有文章对百年来张之洞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回顾，总结划分出建国以前、从建国到1979年、从1980年至今的三个发展阶段，并特别对著作形式的研究成果予以举要介绍，还对张之洞研究作以前瞻，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看法。
    有的代表在会上就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意见，从社会性规范、思维性规范、学科性规范三个方面论述了学术规范的构成，分析了搞学术和做普及读物的区别，呼吁在学术研究中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培养良好学风。这对于学术研究包括张之洞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