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各项社会变革，而以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卷入最深，支持最大。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研究成果已有充分论述。孙中山先生以民族大义动员各阶层华侨支持国内革命，而华侨，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华侨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本文拟探讨清末华侨对中国的全面认同所激发的华侨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并以此论述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必然性。
    一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可溯自千年以前。在16世纪西洋人东来以后，各殖民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竞相争夺殖民地，南洋各重要商埠相继沦入其手。西洋人以沿海贸易口岸为基地，垄断和控制贸易，攫取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市场。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外，各资本主义强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东南亚的殖民经济已从贸易和原料掠夺发展到全面的商品、资本输出和原料生产。北美、澳洲、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开发加速进行，使世界性的劳动力需求达到空前规模。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门户洞开，农村破产，乾隆以来形成的人口压力继续加剧，造成大量破产农民。在世界资本主义开发激起的劳力需求的刺激下，形成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到19世纪末，海外华侨至少在400万人以上，且高度集中在东南亚。但此时的华侨社会多为自然形成的各种方言、宗族集团所组成。这些华侨群体及其社团在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保持家乡联系方面均发挥很大作用。但其狭隘的乡土观念与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又常成为不同华侨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源。中国历代皇朝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1]也使华侨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政府与国家。这种意识与中国境内的国民意识也是基本一致的。晚清以前，千百年来中国国民意识中没有"国际"观念，因而也缺少"民族"和"国家"意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即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达。即使是常被北方蛮族侵扰，但侵入中原的蛮族也终被汉化。因此，国人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认为中华文化的融合力无所不能，即使是异族也会最终认同于中华文化。反过来说，入主中原的异族只要皈依中华文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汉族土大夫阶层的容忍，血统、种族分野的重要性则在其次。因为民族冲突从未彻底威胁中华道统的支配地位，中国皇帝"奉天承道"，是天下君主而非某一民族的首领。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中，中国已确认这种事实：中国优势地位并仅是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2]19世纪末以前，民族主义精神仍未因民族危机的迫近而被朝野普遍接受。三元里抗英当时并没有为全国瞩目，与其说是民族反抗，毋宁说是保护家乡。中法海战与中日甲午海战，南、北方官僚士绅各顾一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南方官僚士绅策划的"东南互保"活动，更说明国人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的状况。民族主义在海外传播以前，华侨的宗族、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正是国内这种状况在海外的反映。由于华侨社会认同于家乡甚于国家，因此，华侨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帮派社团。华侨在侨居地认同于某一帮派、社团，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在侨居地华侨帮派林立，互相内耗不已。美国旧金山华侨分派立堂，常互相攻讦，争斗，持续数十年。南洋地区华人私会党多达数十种，内部再分为上百派，[3]长期互相争斗。南洋地区的各种合法社团、公司、庙堂等，大多有私会党背景。帮派林立，互相争斗的结果不仅极大削弱华侨社会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被当地政府用于限制、迫害华侨的藉口。1887年美国旧金山华人堂斗剧烈，被当地法庭拘留三百余人。驻美大使张荫恒哀叹道："美国年来历薄华人，已成风气，我华人即安分守己，犹虑蒙以恶名。我复自相残杀，予人以口实……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治。"[4]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则在1890年查封所有华人秘密会社，监禁、驱逐一些会社首领，被株连的无辜华侨亦为数不少。[5]
    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强烈震撼了朝野。天朝"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和颂扬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彻底粉碎。在民族危机意识下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强之路的有朝野三股政治势力。他们都先后把目光投向海外华侨，寻求华侨支持他们主张的中国社会的自强变革之路。在客观效果方面，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推动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从而激发海外华侨社会中华民族主义的兴起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
    第一股政治势力是清朝实权派中的有识之士，以地方督抚或出使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蒋曾沣、丁日昌、薛福成为代表。他们对国外事务较了解，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也比较清廷中的顽固保守派深刻。他们主张先富国再强兵的道路，而19世纪后期，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及所处地理环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为他们重视的对象。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敌视华侨的态度，推行保护、利用华侨的政策。[6]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二是采取以外交手段为主的各种措施保护华工；三是动员、劝诱华侨对国内捐赠和投资；四是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五是筹建海外总商会，促进华侨社会的统一。
    应当说，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和控制华侨，但其客观效果有二，第一是唤起华侨的内向之心，加强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其次是促进华侨社会的相互联系与统一。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以南洋地区华埠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遣专使向华侨社会劝诱捐赠，投资国内。最先负专门使命到南洋考察者为郑观应。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受粤督岑毓英所托前往南洋，刺探法国军情，同时策动华人配合中法战事。[7]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亦派遣属官往南洋巡历，考察外洋各华埠捐船、护商、设领的可能性。[8]光绪初年以后，举凡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清朝总是敦促华侨募捐赈灾，南洋当地华文报纸亦予以配合、鼓吹。1888年广东惠州水灾，1889年江、皖水灾等，清朝地方政府均派员到南洋劝捐，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叻报》发表动员赈灾的社论，刊登捐助者芳名录等，清朝政府对捐款者封官衔名号予以褒奖，华侨捐赠踊跃。[9]1876年以年，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10]清朝还大规模地在华埠卖官鬻爵。[11]在清朝看来，华侨远居海外，买官封爵，无非虚衔浮名，清朝可得捐纳实利，又可笼络远人之心。海外致富华侨大多出身卑下，虽久居国外，传统价值观念仍根深蒂固，光宗耀祖莫过于功名爵号。清末大规模投资国内的华侨，如张振勋、胡国廉（子春）、张煜南兄弟等，其投资的动力之一是追逐衔号官职。为了保护华侨回国及在国内投资，清政府在1893年正式豁除海禁，以后又在闽粤沿海地区设立保商局，[12]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华侨出入国及维护华侨在国内投资的利益。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海外华侨以往多只注意其家乡宗族利益，但清朝的劝捐、鬻爵、派专使、舰队访问华埠，诱导华侨到国内投资、设领护侨等措施客观上引导华侨关注和参与其家乡、亲族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重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与前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侨热衷的国内事务已远超过其家乡的范围，这种对中国的认同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重要内容还包括推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中华总商会的成立。
    20世纪初以前的华侨教育以旧学为主，基本上是国内私塾的翻版。教学内容不外是《四书》《五经》，目的在于熟悉传统文化，教学语言也大多是闽粤地方方言，而且侨校数量少，规模小。新加坡为通商大埠，20多万华侨只有一所萃英书院及数所私塾。旧金山的数万华人只有大清书院几十名学生。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后，在谕令各省建立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推动海外华侨教育，如派生海外华埠的各类专使均负有劝学使命；派遣视学专使常驻华埠，作为清政府的海外学官；对海外办学得力者予以包括封官赐爵的褒奖；在国内创办暨南学堂，招收华侨子弟等。这些措施极大推动了海外华校的发展。到1907年，南洋、旧金山、日本等地华校陆续开办，仅爪哇一地的华校就达五十余所，学生四千多名。[13]在清政府的推动下，与国内新式学校相似的华校在20世纪头十年遍及各华埠。华侨教育的发展，对启发民智、保持中华文化传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华侨兴学爱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很大程度应归于清朝政府的首倡。此外，20世纪初按"学部章程"建立的海外华校多采用国语教学，兼学西方科学文化，其册报、学科、课程、修业年限等均与国内学校相仿，并互相衔接。华校毕业生到国内升学也很方便。新式学校的国语教学克服了华侨内部，华侨社会与中国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海外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有利于从文化上认同于整体中国，从而促进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和发展。晚清政府还致力于在各地华侨社会中推动超地域、帮派、血缘的社团组织--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基于地缘、血缘、语缘、族缘建立的华人社团至少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天地会。各种华侨社团组织一方面起了保护、组织华侨的作用，另一方面亦由于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彼此内斗不已。19世纪下半叶新马私会党大战与美国的"堂斗"持续十数年。清政府筹建中华总商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通过这一超帮派组织协调各地华侨社会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利用、控制华侨社会的目的。在清朝专使，使、领馆官员的劝导与组织下，到20世纪头十年，世界各主要华埠均先后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根据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海外各埠中华部商会的建立，需向清朝商部备案、核查，接受商部的章程和指导，而且总理、协理由会董公推，再由商部批准任命，接受清朝颁发的官防。各地中华总商会隐然凌驾于各种方言、地域、血缘的社团之上，能协调各帮派利益，代表当地华侨社会与当地政府和清政府打交道。中华总商会成立后在协调帮派矛盾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个人，华侨不但属于某一帮派，还基于共同的种族文化认同于整个华侨社会，从而较容易就发展到对中国社会的认同。
    第二股将目光投向华侨社会的政治势力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派势力。应当说，康、梁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唤起者和推动者之一，并以此影响和推动了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觉醒。梁启超在1901年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一文中说，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而今已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而我国"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每个中国人都应奋起，"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抵制之。"[14]他强调中国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民族主义国家。[15]同时，他第一次对民族主义作出概念铨释：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也。"[16]戊戍变法以后，康梁逋亡海外，继续鼓吹变法图存主张，并在海外提出与发展其"民族主义"观。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特别强调要养成国家思想，树立爱国心。他还把民权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主张"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7]他溶民权于民族主义之中，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种主张初期在当时海外中上层华侨中颇有吸引力。中上层华侨虽也希望中国变法图强，但仍与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梁的君主立宪的缓进改革途径，既能兼顾上层华侨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又符合其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自强图存的希望。
    康、梁保皇派先后在海外各华埠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天南新报》、《新中国报》、《世界日报》、《益友新报》等几十种报刊，鼓吹其变法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的主张，同时与孙中山革命派进行舆论战。在敦促华侨关心国内事务、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方面，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分歧主要是保皇党人主张中国应采取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认为"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君如皇上不可"。又认为满汉同种，满人统治中国，只有主权之更迭，无国家之灭亡。孙中山则支持武力排满的激进方式。
    康梁保皇派还建议海外华侨应创办新式学校，教育华侨子弟通习中英两种文字，兼学中国伦理纲常和西方的近代科学，以期在重建中国时贡献力量。[18]他们还强调，华侨应基于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大团结，首先应消除语缘、地缘的障碍，组织跨方言、地域的商会等。康、梁凭借其功名、维新志士的声望、过人的文采和颇有吸引力的立宪变革主张，对中上层华侨和有忠君观点的人相当有吸引力。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数年内即在世界各地建立保皇总会分会170多个，会众数十万人。[19]保皇党人虽然在海外曾抵制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力，但其在开启华侨民智、改善华埠风气、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促进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股政治势力即孙中山的革命派。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侨乡，12岁即远渡檀香山投靠长兄。在其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华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这使他与华侨的关系有如鱼水关系。孙中山本身是华侨，对侨情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大部分华侨出国前在国内受欺压，到国外受排挤与歧视，这使华侨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也较容易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孙中山曾说，"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每思专制推翻、民治发达之后，稍尽保护之责，藉纾痛苦之情，耿耿此心，无时或息。"[20]其次，华侨少保守，易接受新思想。"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我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的革命也是在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