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依靠华侨开始其革命活动的，在兴中会有名可查的325名会员中，华侨和在侨居地入会者占70%。[22]可见孙中山首先是以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国内民主革命来影响华侨对祖国的认同的。1905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23]在组织发动的同时，孙中山在华侨社会中利用报刊、书社广泛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兴中会时期，在海外宣传爱国革命的报刊共11种，同盟会时期则增至41种。其中，《中国日报》、《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少年中国晨报》等均产生过很大影响。革命党人和倾向于革命党人的华侨还办过一批书社，通过书社教育和组织华侨关注中国事务，支持革命主张。尤其是分布于南洋地区的近200处"阅书报社"，不仅为华侨提供革命书报，还被作为组织活动之所。如曼谷的振兴阅报书社，曾联系华侨达万人，还组织40余名华侨参加1910年的云南河口起义。
    无论是清政府、保皇党或革命党人，在其争取华侨支持时，都首先引导华侨对祖国的关注，都重视华文报刊和华侨教育。在各方的发动下，清末期间，华侨社会的政务论题主要是中国政局，文化主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以中国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华文报刊和以国语为主的华侨教育在华埠的普及对华侨起了决定性的文化乃至政治导向作用。到20世纪初，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已在华埠起主导作用。共同文化与心理状态是不同民族的根本区别，是民族存在的基础。由华侨教育和华文报刊鼓动起来的华侨文化认同，成为20世纪初华侨认同祖国与中华民族的心理基础。同时，各派在华侨社会中的政治诉求也以国内政治体制为焦点，从而基本上左右了华侨社会的政治认同，从而酝酿和产生了华侨民族主义。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其标志之一，就是遍布各华埠的以"中华"为名称的各种社团组织，如"中华读书社"、"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中华总商会"等。
    三
    如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国内的主要政治势力都倾力推动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清朝政府主要通过其使领馆、专使等，在华侨社会中卖官鬻爵，推动与协助建立与国内新学校体制一致的侨校，提倡传统儒学，组建由清朝控制或影响下的中华总商会等。在推动海外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并发展到政治认同的同时，敦促华侨输诚于朝廷，目的在于将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导入对朝廷的政治认同。这种清朝政府鼓励的华侨政治认同，其民族主义色彩较淡，强调的是对中国的支持和对朝廷的传统忠诚。康、梁保皇党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首倡者之一，逋亡海外后经常发表救国救民，保皇保种言论，[24]其民族忧患与革命党人没有两样，在华社内激起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保皇党人所热衷推动的在华埠设立孔教会，是其通过复兴传统文化而激发民族意识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推动华侨认同于中国的主张始终贯穿着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得到海外华侨中上层、包括某些政治上亲满清的社会名流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侨界精英所响应。[25]诚如颜清湟所说的，"在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眼里，恢复了生气的孔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源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力量。它使中国振兴和富强。"[26]康、梁的民族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基础，其忠君爱国思想是以民权主义为前提的，这与清朝政府在侨界提倡的传统忠君爱国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也是保皇党人能影响华侨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组成民族政府，实行民权，振兴国家，反抗列强。在这一层面上，其主张虽较保皇党人彻底，但无本质不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则是武力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汉族民族主义。在第二个层面上，与保皇党的满汉一家，同文同种的观点有根本区别。
    民族主义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民族（Nation）的全面忠诚与奉献。民族主义的最终诉求是（基于同文、同种或共同宗教、地域等）建立民族国家（state）。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一直扮演整合国家或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角色，将民族和国家联结成一个政治性的实体，经民族主义领导人有意识的努力，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27]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势必经历了由少数民族主义启蒙者对具有相似语言、血缘、宗教、文化心态等群体成员的发动过程。海外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也经历这样的过程。
    众所周知，海外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本土输入的。19世纪后期华侨社会的特点也使华侨易于接受这种民族主义。尤其是中下层华侨，经过革命派的动员之后，更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20世纪初的华侨人口有二个特点：一是大部分是新移民，离开中国时间不长，二是他们在中国、在国外大都处于社会底层。因此，这些下层华侨在出国前饱受官吏、士绅压迫之苦，对清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他们在海外的侨居地多是列强殖民地或白人统治的国度，深受当地政府和民间的歧视、虐待，对民族压迫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有切肤之痛。当他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宣传，理解民族主义的要义以后，其民族主义情绪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强烈。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的时间较短，对故乡、宗亲的亲和力也比久居异国的上层华商更深。而这种亲和力升华为民族主义情怀时，这种情怀就化为对祖国、民族的献身精神。又由于承受苦难更深，对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状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更不满，对革命的反应也较中上阶层更热烈。他们贫困潦倒，身无长物，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参与革命活动较其他社会阶层人士更显得义无反顾。
    19世纪末以后，一批出国的知识分子是海外民族主义的传播者。这批人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梁及其追随者在戊戍变法后流亡海外，以及前往海外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革命党人。第二类是留日学生和其他南来知识分子，尤以留日学生的规模最大。[28]他们到海外后，依其政见分别投入保皇党或革命党阵营。这两类人都强烈感受到民族危机，期望变革中国社会。其知识水平与见识使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无论是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其在海外宣传的主要宗旨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同道密切联手，呼吁华侨对中国的认同与参与中国事务。20世纪初，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宣传和鼓动。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和光绪皇帝去世使大多保皇党人的追随者转到革命党人旗下，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成为革命党的骨干。
    华侨社会的上层，如大矿主、大商人、种植园主等，都是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争取的重点对象。这些上层人士或是在与殖民当局，或是与清政府有密切关系，有的在国内有巨大投资，因此普遍对革命派冷漠，甚至反对革命党人。有一部分人仍效忠清政府，其他大部分支持保皇党人，只有极少数支持革命党。且较迟才拥护革命党人。[29]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土崩瓦解，清政府风雨飘摇时，大部分上层华侨才转到革命旗下。
    总上所述，清末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华侨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这种认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发展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即是华侨社会民族主义的核心。清政府、保皇党人、革命党人的活动都为华侨认同祖国作出贡献，尤以清政府的措施最为有力。华侨社会各阶层依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分别认可清政府、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的主张。在接受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华侨中上层倾向于保皇党人，而中下层华侨则支持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当清朝的腐败无能彻底为华侨社会所认识后，大多数华侨转到革命党的民族主义革命纲领旗下，民族主义是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心理基础。
    注释：
    [1]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
    [2]John K.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1942,p.130.
    [3]欧阳荣华：《新加坡的私会党组织》，载《星洲日报》1966年1月9日。
    [4]张荫恒：《三洲日记》卷5。
    [5]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37～139页。
    [6]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
    [7]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5，军务。
    [8]《张文襄公秦稿》卷16。
    [9]见《叻报》1888年5月23日；1891年7月28日；1892年10月4日等。
    [10]《叻报》1887年11月14日。
    [11]有关清朝在南洋卖官鬻爵的研究，参见：YenChing Hwang,Ch'ing'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ship in Singaporeand Malaya 1877～1912,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No.2,1970；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第三章，台北，1993年。
    [12]详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91，实业14。
    [13]《政治官报》第9册，光绪34年6月28日。
    [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上海1933年版，第19～22页。
    [15]同上，文集之10，第35页。
    [16]同上，文集26，第20页。
    [17]同上，文集之3，第73页。
    [18]康有为在遍历东南亚各地，鼓动华侨建立新式华文学校后，曾写七绝诗一首，"学校手开三十余，授经傅教遣吾徒，冼冼弟子三千众，西蜀文翁岂可无。"自注说，"吾遍游各埠，开学校三十余，今学生三千矣。"（《康南海先生诗集》，卷7，转引自：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6年）康氏手开学校30余的说法可能过分，但他与其信徒推动南洋地区不少华校的设立却是不争之实。
    [19]高良佐：《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上海），第8卷，第6期，第3页。
    [20]《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3页。
    [21]《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787页。
    [22]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188～199页。
    [23]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第42页。
    [24]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第1113～1127页。
    [25]如林文庆与陆佑等，都曾是保皇党的信徒或支持者。
    [26]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学会，1992年，第267页。
    [27]Rupert Emerson,Paradoxes of Asian Nationalism,in R.Tilman,ed.,Man,Stale and Society in Contemperary Southeast Asia,New York,Praeger,1969,p.256.
    [28]据日人实繁惠秀估计，东渡日本的留学生1902年约四至五百人，到1906年，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8千人，（实繁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无论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在国内举事失败后，大多逃往日本，逃亡者周围都聚集一批留日学生，与其共同策划在国内的活动，而逃亡者本身也成为留学生。日本成为辛亥革命前华侨的政治策划中心，主要是由于这批留日学生，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信仰的虔诚与为革命的献身精神与其见识和组织能力，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华侨所无法比拟的，南洋地区的革命派骨干，有些也是来自日本，如中和堂的组织者尤列，就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前来新加坡活动。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海，1927年，第359～360页，）蔡锷起义的40名高级干部中，留日学生达31名。（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1957年，第247～251页）。
    [29]颜清湟列举了新马地区十大维新派或拥满保守派富商经历，他们或有清朝颁给的职衔，或在中国有各项投资。颜又列举十大支持革命党人的富商。这些人与清政府均无经济或政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