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救国呼声并不仅仅只反映在为时人和后人所关注的革命思潮、维新思潮和"灭洋"浪潮里，而是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覆盖面。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的诸如尚力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几乎都是这时萌生和出现的，它们从不同的棱面反映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种种思路和努力。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思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蔷庵，江苏南通人，出身于一个富农兼商人的家庭。甲午之前，他一直过着科举、说客兼幕僚的生活。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当他实现了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之后，目睹的却是清朝中枢的专制和腐败。一次慈禧太后在大雨滂沱中从颐和园返回宫禁，张謇杂于迎驾群僚之间，匍匐泥泞，状若伏犬，全身沾濡，而轿里的慈禧却对他们不屑一顾。科举制度培养奴性，封建等级摧残人格，三十年寒窗落此结局，使张謇发出了深深的感叹："读圣贤书，志气何在？"
    紧接而来的是甲午战败和瓜分狂潮，"看看中国国势，一天比一天危迫下去，朝局用人政事，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紊乱黑暗；就想到日本是一个小国，何以反走到中国前面去了？它怎样强的？怎样救贫救弱的？因此就想到要中国不贫不弱，救醒它起来，除掉振兴工商业，决没有第二个办法"[26]。对官场的厌倦，对国事的焦虑，促使他投身于为封建士大夫一向贱视的工商实业，提出了"实业救国"的设想。
    张謇以"救醒"中国为目标，解释了经济、军事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鹜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果将何附而何自生"[27]。在他看来，只有具备强大的以近代化工业实业为标志的经济实力，中国的自强即迎刃而解，"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这一套论述，构成了当时"实业救国"论的理论基础。
    张謇运用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从1895年起陆续创办或参与投资了包括工、农、牧、垦、交通等在内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形成了大生资产集团。这一事件在近代经济史上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而在思想文化史上，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一批封建士大夫的自救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士大夫阶层，一直奉行耕读结合、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封闭的、宗法的、耕读结合的精神体系和生活方式所支配的士绅阶层，一向以内圣功夫、外王事业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内圣是最高的独善和自修，外王是最高的兼善和他修，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内圣外王的最佳注解；圣人风范和君子气度，是儒者理想的自我形象。《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内圣外王法则的一套由内到外、由己到人的修炼方法。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在面向社会现实并积极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人文精神，士或"君子"则是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因为人文精神是全幅的展现，"君子"也就必须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才，"一物不知，儒者之痴"，就是很好的说明。而仅具一技一艺之能的专才，特别是以功利为目标的专才，一向为儒家所不为。孔子所强调的"君子不器"，就是让读书人纯粹成为一个读书人，并不是为了训练专才。所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反职业主义"的文化，孔子教育是一种"反职业的经典主义"，缺少一种"理性的专业化"心理，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张謇放弃仕途，投资近代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向传统价值观念挑战的代表性。他如状元出身的孙家鼐、陆润庠，也在甲午后投资办厂。随后许多具有功名地位的士人纷纷投身于工商业。这反映了一批旧式士大夫在时代刺激下对人生理想的新的选择，也是对儒家救世精神的重新解释。实业救国虽然当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案，但作为革命思潮、维新思潮的补充，反映的是救国思潮的广泛性和多样性。祖国的危急状态，促使中华民族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组织阵容。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开始由旧向新的转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2]《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2页。
    [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13页。
    [4]皮名振《皮锡瑞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6]《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页。
    [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8]《谭嗣同全集》，第220页。
    [9]《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
    [10]《谭嗣同全集》，第160页。
    [11]《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4期，第124页。
    [12]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49页。
    [13]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221页。
    [14]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第37页。
    [15]魏绍昌《孽海花资料》，第158页。
    [16]《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19页。
    [17]《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页。
    [18]《谭嗣同全集》第202页。
    [19]《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
    [20]《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7页
    [21]《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22]《谭嗣同全集》，第337页。
    [23]《谭嗣同全集》，第22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2页。
    [25]吴宣易节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第8页。
    [26]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55页。
    [2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