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溯本追源，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的炮口下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就是中国近代一切灾难的开端。故当对《南京条约》作认真的剖析。
    （一）《南京条约》签订的背景
    1.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打开中国大门
    产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对海外资金、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日甚。地大物博的中国在英国殖民者眼中是"从未充分勘查过的黄金国。"[1]为打开中国大门，英国费尽心机，使出了各种手段。
    1787年英国任命加茨喀特为首任使华全权大臣，他的使命是要中国解除通商限制和割让一海岛。[2]但他在来华途中死了。
    1792年英政府派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加尔尼为特使来华，提出中国割让海岛、增辟商埠和英使驻京等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绝了。
    1816年英国又派英王侍从官阿美士德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华，嘉庆皇帝不见他，并将其"遣回"。
    英国用外交手腕没有取得预期结果。1830年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竭力怂恿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当年就有47名大商人上书议会，要求派兵"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3]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普乐登鼓吹，"施用武力，并且政府加以坚持，可以从中国方面获得较为优待的通商章程。"[4]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载有78人的武装间谍船，沿中国海岸侦察半年多，为日后侵华战争作周密准备。由此可见，英国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
    2.英国政府保护鸦片走私
    早期的中英贸易于英国不利。1781-179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额为16871592元，而中国仅在1781-1790年间输英茶叶一项就有96267832元，为英输华商品总额的6倍多。[5]1797-1820年间英国在广州的贸易逆差达1638103英镑（当时1英镑合中国纹银3两，1两银约合1.38西班牙银元）。所以英国来华商船大多装载白银支付货款，有时白银在总货运量中占98%。[6]
    英商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措办一些既可为中国方面接受，又能支付茶价，而且本身还可以赚钱的商品--这就是问题的所在。"[7]结果选中了鸦片这种毒品。
    清朝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都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贩卖、吸食和进口。[8]而英国针锋相对地大力鼓励、积极参与并直接组织对中国大规模的鸦片走私。帮"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的英国首任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说得明白。"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了仅仅为对外贸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允许的"。[9]英印殖民政府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并课以301.75%的重税，在1829-1830年度的鸦片税达100万英镑以上，占英印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10]
    由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对华鸦片走私，不仅弥补了正常贸易的逆差，而且赚回白银。如在1818-1833年间，英输华商品总值304409618元，其中鸦片104302948元，占34%；而同期中国输英商品总值265273865元，其中现银56102753元，占21%[11]
    1834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专卖权，这不仅意味着贩卖鸦片更加"自由"化，而且明白表示英国政府把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置于直接监管之下，由后台走到了前台。英政府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训令很明确：第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于广州以外；第二，要夺取中国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的据点；第三，不要干涉鸦片走私。[12]外交大臣巴麦尊特别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13]这清楚说明，在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英国政府就已经明确制定了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政策。
    鸦片贸易的利润惊人，一箱"公班土"在印度的成本仅237卢比。售价是400-450卢比。每卢比合银元0.5元。在广州通常售价是700-800元，禁烟严厉时高达1200元（2400卢比）。[14]因此，向中国走私鸦片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1838年英输华总额为24558462元，其中鸦片是13344030元，占54.3%，其余商品为11214432元；而同期中国输英总额为22004700元。如果英国扣除鸦片额，将逆差10790268元，正因为有鸦片走私，结果英国反而顺差2780762元。[15]
    于此可见，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就是鸦片走私的利益。鸦片成了牵动英国统治集团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鸦片在中国为患日甚，引起了统治集团的不安，1836-1839年间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这同英国政府日益加紧推行的鸦片走私政策，直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本来他有着行使中国司法主权的充分的权力，但他在执行禁烟过程中，还是尽了最大的耐心，反复向外商苦口劝谕，晓以大义。仅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839年3月26日）这一天，他就连下四道告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等方面详细阐明禁烟道理。[16]林则徐还表示要"奏定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斤。"[17]只要外商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就行了，真是仁至义尽！
    英国当时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是鸦片贩子的保护人，也是鸦片战争的放火贼。当林则徐刚到广州，义律就命令烟贩们"准备抵抗"，把中国禁毒的内政说成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18]他把林则徐通缉的大烟贩颠地亲自保护起来。[19]由于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义律顽抗不过，才被迫于3月28日答应缴烟20283箱。林则徐当即"颁赏牲畜食物至百数十件之多"，[20]但义律"负气缴还所赏茶斤，坚不具结，尽止其国来船。"[21]义律于4月3日写信给英政府，主张对中国"应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并具体提出了战争方案。[22]
    义律使出的阴谋毒计是：既向英商们开了一张由伦敦国库支付所缴烟价的空头支票，又向美国烟贩们许以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其损失的诺言--这样一来，就把中国在自己领土上、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禁止毒品这个纯属内政的问题，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幻和扩大为中国与英、美间的国际问题了。难怪大烟贩马地臣吹捧义律此举是"远大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特别是因为中国人因此而掉进了要求直接对英国负责的陷阱。"[23]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印度尚有65000箱鸦片正待运往中国，"南洋息辣（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诸市埠，积屯鸦片尚多"。[24]巴麦尊得悉林则徐销毁鸦片时，恼羞成怒，叫喊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25]同时，与对华鸦片走关系密切的英国各地商会，也纷纷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说中国禁烟"给了我们一次战争的机会"，要"强迫中国接受"英商们的条件。[26]9月巴麦尊重用被林则徐通缉、逃回英国的大烟贩查顿等3人组成"核心小组"，随时供政府咨询。[27]《南京条约》订立后，巴麦尊坦白"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的指示"。[28]
    以上事实清楚证明：英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次战争，就是按照鸦片贩子的旨意发动的，也是在鸦片贩子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29]
    列宁指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30]鸦片战争决非偶然事件，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海盗暴行的发展，是英国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的继续。即使没有林则徐禁毁鸦片的事情，英国也必然会寻找别的借口发动侵华战争。
    3.《南京条约》内容的酝酿和确定
    英国为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了第一次侵华战争，其目的在于要打开中国大门，摄取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用巴麦尊的话来表述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对过去的赔偿和对未来的保证，并且对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都不想信赖交涉以达成目的。"[31]
    其时，与大烟贩及鸦片走私相连的纺织、航运集团，都竭力向英国政府鼓吹用武力压服中国，并缔结条约，以保证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1833年查顿匿名在《中国丛报》上鼓吹对华战争，而且提出："通商条约已经不是一个广东的问题。应对我们开放沿海的所有口岸。为此，应在宁波或舟山附近岛上获得海军基地。"[32]
    1834年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实际上已包括了日后《南京条约》的部分内容。[33]
    1837年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向英政府开列了要在华取得的"利益"：打破贸易限制；得到厦门、宁波等地贸易的特权；占领一岛屿等。[34]
    当英政府于1839年10月1日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后，查顿26日上书巴麦尊，建议政府向中国提出4点要求：
    一、道歉；二、赔偿；三、订立条约；四、开放全部口岸，不然尽可能地多多开放，譬如福州、宁波、上海、扬子江……除此之外，又明确提出占领香港。[35]巴麦尊特别将这封信抄发给印度事务大臣和海军大臣。
    "东印度中国协会"应英政府之请，于11月2日拟定了《对华政策建议书》，开出了一系列"需要用武力来争取的"苛刻条件：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
    二、在开放地，英商与华人"直接交易"；
    三、中国政府应保障英人"遵守欧洲习惯的自由"；
    四、中国海关的"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五、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要进驻北京或其他商埠，并同中国皇帝、大臣和地方当局直接交涉；
    六、中国对在华犯法的英人"只准将其个人处罚"；
    七、中国"将一岛屿割让英国"。[36]
    不难看出，这篇"建议书"实际上就是日后《南京条约》的初稿。
    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给侵华全权代表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的训令中，附有《英中条约稿本》：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英人"自由居住，不受限制"；
    二、英国商务监督或领事有权与北京和地方官员直接接触；
    三、将英方"选定的"一个或几个中国岛屿"永远割让给英国"；
    四、赔偿收缴的鸦片的"损失"；
    五、自由贸易，不受公行限制，并由中国政府"偿还商欠"；
    六、部偿军费；
    七、赔款分4次（或6次）付清，每半年交付一次，年利5%。[37]
    这清楚地表明，《南京条约》的基本内容已由英国政府确定下来了。
    此外，巴麦尊在上述训令的《备忘录》里还有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内容，而这些特权都体现在《南京条约》的"附件"（1843年6月26日的《过境税声明》、10月8日的《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里了。
    由于英国希图在中国方面得到的权益是如此之多，所以当得悉1841年1月义律向琦善提出的割让香港、赔款600万元的所谓《穿鼻条约》草案时，大为不满，巴麦尊责怪说是"差得很远的条件"，[38]女王维多利亚也对此"懊恼"，抱怨说："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39]义律因此被撤职，璞鼎查代替了他。英国扩大战火是为了压迫中国接受它更多的侵略要求。后来，由于清朝的腐败，使英国的侵略野心终于在《南京条约》里得到了完整的实现。
    4.清朝政府腐败导致订立《南京条约》
    英国远隔重洋，发动这场进攻中国的战争的侵略性质是不言自明的。对于清朝来说，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却一败涂地。究其原因，是清朝的政治腐朽造成了军事失败。
    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形势，盲目自大，根本没有对付外敌的明确方略和认真的战备措施，而对国内人民的防范和政治思想和箝制倒是十分严密的。吏治腐败已极，不仅锈蚀了国家机器，更加剧了国内矛盾，在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面前，这样的政权不可能调动必要的力量和组织有效的抵抗。
    清朝的战败不能用单纯军事观点来解释。从全面看，优势并不在英国方面。英国侵华远征军最多不过1万余，而直接作战的士兵不到7000人；各种船舰103艘，其中兵舰只25艘，大炮724门。[40]至于中国沿海兵力，虽无精确数字，但仅在发生战事的粤、闽、江、浙四省就有清军22万余；[41]仅据侵略军官宾汉所纪录的掳获中国的大炮就有3114门之多。[42]当时尚未开通苏伊士运河，从英伦岛到中国海需三个月航程，因此英军的补给是相当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