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于1844年8月派拉萼尼（lagrene）率8艘兵舰来华趁火打劫，耆英同拉萼尼于10月24日订立《黄埔条约》（共36条）。[64]法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英、美在华权益。此外，《黄埔条约》还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租地自行建屋"，而且"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第22条）为日后建立"租界"和扩大"租界"立下了字据。
    《南京条约》也使野心勃勃的沙俄大受鼓舞，加紧侵犯我东北和西北领土的活动。
    此外，欧洲一些小国也相率效尤，比利时、瑞典、挪威等也接踵而来"一体均沾"侵华特权。
    以《南京条约》为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了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香港割让给英国了（后来澳门也被葡萄牙正式侵占），在通商口岸内出现了殖民地性质的"租界"；中国开放何地要由外国政府指定，关税要由外国人"议允"（后来海关全由外人把持），外人在华横行不法，中国官府不能过问，而且给一国的特权，别国也当然享有。如此等等，独立何有？主权安在？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条约》没有通过清政府从前掌管外务的"理藩院"和"礼部"，而是由皇帝直接批准的；另外，1844年底清政府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新设"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专管外交，实际是专办执行不平等条约的事宜。这些，都是清朝政权性质开始变化的征象。
    中国在政治上成了半殖民地，在经济上也开始了半封建化的过程。
    《南京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和以武力作后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手段是倾销商品、贩卖鸦片和大规模走私。
    先看《南京条约》后10年间英输华商品的大幅度增长：[65]
    年代总值（英镑）其中棉纱布比重
    1842年96938171631474%
    1846年1791439 1246516 70%
    1850年1574145 1020915 65%
    1852年2503599 1905321 78%
    由于洋纱洋布进口的增加，使中国沿海一些地区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冲击，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本是中国有名的棉纺织手工业中心，但上海开埠后的1846年，不少地方"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塞，不能出口。"[66]
    与此同时，中国的丝、茶出口激增：[67]
    年代茶（磅）丝（1包=100斤）
    1844年704765002604
    1846年8401600018746
    1848年7595400018228
    1850年7743000021548
    1852年9380210031925
    连内陆的湖南平江，"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少数十万金。"[68]这样使中国一部分农村经济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同时也使从事出口作物生产的农民，在受封建剥削之外，又受到洋商的盘剥。
    在正常贸易中，中国仍然是出超的，英国就用更大规模的鸦片贸易来赚钱。中国鸦片进口量直线上升，由1844年的4万箱，到1849年达5万箱。[69]据估计，在1843-1846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有3900万至4700万元。[70]
    与此同时，外商有恃无恐地大规模走私，璞鼎查1843年2月给英政府的报告中供认，英商"赖以进行贸易的方式，据我所知是在任何其他国家断然没有的……人人都贿赂公行，随时准备用最为有害的整批走私方法逃漏中国政府的正当课税。"[71]英驻广州领事（后任驻华公使）的巴夏礼说，外商向海关纳的税实际上只有法定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72]最典型的是巴麦尊于1851年7月根据中美、中法条约中没有关于领事负有担保商人纳税义务的条款，引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训令驻华公使文翰照会清政府，单方宣布取消《南京条约》第2条的英领事担保英商"清楚交纳货税饷钞"的规定，公然由英国政府出面保护走私！
    这一切，不仅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起了催化作用，而且对中国幼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严重的摧残。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被打乱了，中国社会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
    2.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
    鸦片战争给古老的中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从前比较单纯的"官"（地主阶级统治者）、"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关系，如今插进了外来侵略者（"夷"），变成了复杂的三角纠纷。
    清统治集团在对待鸦片的"禁"与"弛"和对侵略者的"剿"与"抚"问题上，早已有分歧。《南京条约》后加剧了分化。有抵抗外侮的（如林则徐等），认识到"民心可用"，在一定程度上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相一致；有"俯顺夷情"的（如耆英之流），听命于外国侵略者；有梦想恢复昔日"天朝"威风的（以道光皇帝为代表），然而国脉已伤，好梦难寻，"既然对外国侵略者实行了可耻的屈服投降的政策，就不可能在内部实行有力的统治。"[73]于是只好"总期民夷两安"，以维护统治地位，但实际上奉行的是"抑民而顺夷"的政策。
    民与官从来形同冰炭，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民族矛盾尖税时，民所反抗的只是那些"但知庇夷而不爱民"[74]的官。因此，民对官的态度，是以官对"夷"的态度来区分的。
    "夷"对官是又打又拉，打和拉都是一个目的--掠民和压民。
    "夷"与民，根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关系。在《南京条约》前后，侵略者从三元里和沿海军民的反抗以及广州反英人入城斗争中认识到：中国的民是不好欺侮的，于是在以武力作后盾的同时，又着力于思想上的奴化。
    民对"夷"的仇恨自不待言，因为"夷"是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对伴随"夷患"而来的外洋科技术化（包括宗教）也并未一概排斥，有的被吸收了，有的被改造利用了。虽然来华传播西洋文化和宗教福音的人们的动机不尽一样，但在考察西洋文化转入中国的问题时，不应当脱离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这个历史背景。
    当然这里所谓的"夷"，是指侵略者群体而言，至于少数为中国人民做过好事的外国人士，是不能同侵略者相提并论的。
    总之，"官"、"民"、"夷"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及其变幻、演化，构成了中国近代新的政治格局。
    《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第5条）于是，外商后来"所欲买入或卖出者，皆委托买办。而买办乃体其意旨，与各商人直接交涉。"[75]这样，在中国社会里逐渐形成专为外商服务，完全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阶级。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买办势力恶性膨胀，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支邪恶的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条约》后，英、美等资本家非法地在中国开办一些企业，1845年英商在广州设"柯拜船坞"，1852年前美商在上海开"美商船厂"、1853年英商在上海开"浦东船坞公司"、"老德记药房"等。[76]就在这些外国企业中诞生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咸丰年间，广州成立了"打包工人联合会"。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和香港工人联合罢工，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然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为数不多，但标志着一个新的先进的阶级开始在中国出现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此外，也应看到，外国在华开办企业，对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都有刺激作用，也促使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
    3.惊醒了中国人民
    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英军所到之处，"无市不空，无家不破"。[77]战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实际比《南京条约》规定的要多，共达2836万多元[78]）和战争消耗（"糜帑七千万"[79]），除"勒绅富捐输"。[80]外，又向各省摊派，最后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巧立名目，加科增税。加之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又加重了人民负担，如1842年时一两银换铜钱1572.2文，1850年要换2230.3文。[81]
    《南京条约》还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压迫，甚至连基本人权也毫无保障。1846年7月广州两名小贩因"高声叫卖"就被英人毒打，激起公愤，英、美领事竟然向包围商馆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6人，索清政府赔款4600元。
    更令人发指的是侵略者公然在中国掠贩人口。英领事阿礼国说广州"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推架而去的危险"。[82]厦门等地有些外国领事本人，就是贩卖华工的罪魁。1832年引起厦门人民抗议，英军悍然杀伤28名中国人，而清朝地方官居然对此"完全赞同"！[83]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84]
    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广州时，群情激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十多万群众聚集在"社学"周围，发表《全粤义民公檄》，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实行群众性武装自卫。当1846年1月广州知府刘浔奉耆英之命勾结英人，阴谋破坏广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争时，群众看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的真相后，愤而火烧衙署，驱逐刘浔；当英军闯进珠江，十数万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人"，[85]迫使英国侵略者龟缩回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人民坚持十余年的反英人入城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侮的顽强精神。
    1847年广州、佛山的泥水木匠颁布"规条"："大众公议，将来红毛如敢在省兴工，建造楼屋，我两镇工役头人，不许承接包办。"号召大家"齐心报仇"。人民从血与火的事实中逐渐醒悟到"夷人放肆，无恶不作，皆由官无血性，恬不识羞，以致辱国殃民"[86]的严酷现实，于是"抗夷之念转而抗官"。[87]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把反侵略和反卖国的斗争初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开端。
    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遭受旷古未有的奇耻大辱，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思考新的问题，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高涨起来："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88]同时，一些人提出了"变法"的改革主张。
    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注意研究敌人动态和世界形势，首先提出了"制炮造船"用来"制夷"的卓越见解。[89]龚自珍提出了"更法"、"自革"和"大变"[90]的勇敢主张；姚莹认为对外要先"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91]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广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况，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治内为治外"[92]的明确方针，把学习西方、改革内政和抵抗侵略三者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93]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救国良策，但他们学习西方的尝试，改革现状的要求和抵抗外寇的言行，都代表了一股新的潮流，在思想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中国近代改良变法的先驱，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之，鸦片战争的炮火不仅轰坍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城垣，同时又点烯了中华民族反抗内外压迫者斗争的火焰。《南京条约》既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同时也是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材。马克思说得好："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94]
    注释：
    [1]（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4页。江载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肖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2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64页。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资料）第2卷第652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5]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6页。
    [7]《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8页。
    [8]来新夏：《鸦片战争前清的禁烟问题》。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9]《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7页。
    [10]《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