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以降，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竞奔于世，一些先进中国人在考虑中国发展道路时，亟图把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相连接，这是一个迄今犹在探索的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历史难题。
    孙中山曾在这方面殚思竭虑，图辟新径，其思路、处置办法、经验教训，特别是寓存其中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很值得我们审辨和思考。
    一
    从1894年伦敦蒙难后开始酝酿三民主义思想到1903年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十六字纲领，显示了孙中山把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的最初思路。
    孙中山在这次擘画中，不仅提出了要完成推翻满族贵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和结束君主专制的政治革命，而且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成一个至完美的国家，让中国多数人能"享受完全之快乐与幸福"，使欧美先进国家"且瞠乎后"[2]。他还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是他"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3]。这里，孙中山不仅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建立众多民族平等的、友好和睦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来超越当时一般的近代国家，而且要在落后的中国建成一个要吸收欧美近代"文明的精华"而又"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跃过资本主义阶段，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即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4]。它体现了上述世界三大潮流同时施加于孙中山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孙中山谋求中国近代化与实行社会主义相并行，争取中国有一个最美好前途的积极探索。
    不少论者依据冯自由记述论证：孙中山是在1898-1899年间探讨和比较了中外古今的一些均平思想和制度诸如古代的井田制、王安石的青苗法、洪秀全的公仓制之后，认定美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单税制"最适宜于中国社会经济之改革"[5]，提出了平均地权纲领，这是对的。但把孙中山接受单税制定为1896年，在1899-1900年即据此形成了平均地权思想，则不准确。它忽略了在这方面孙中山有一个把西方社会主义搬用于中国实际的曲折探索过程。实际上，冯自由讲的那次讨论只是平均地权思想的由起而非定型。1902年春章太炎记述孙在谈话中还主张"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但工商财富"不可均"[6]。在这前后，孙和秦力山谈论财富如何平均时，也称"尚无成算"，仍表示有公民权者，"皆可得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7]。可见，孙中山这时既有亨利·乔治不均工商而均土地的观点，又有沿袭前此的耕者有其田的观点。在1903年提出平均地权纲领时，虽做了基本上以单税制为主要内涵的解释，但到1905年5月孙中山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却还提到土地公有，将由公社把土地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仍保有耕者有其田的一定涵义。只是到1906年秋冬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和这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对平均地权才作了真正确定的解释，即通过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等办法来消除封建垄断、贫富不均，使国家富裕、人民平等幸福，造成世界头等的富强的"社会的国家"[8]。有人抱着过份赞扬历代均平思想的情绪，认为孙中山早年从提出耕者有其田到主张单税制是倒退。其实，孙中山和章太炎、秦力山等讨论耕者有其田主张时，尚有恋栈过去的成份，带有更多的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平均地权纲领的提出及其确定解释，是他把中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中国近代化与迈向社会主义相结合的积极步骤。列宁赞称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是"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9]。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纲领前后，根据各方面的材料，他确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著作。无疑，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但由于孙中山具有进化唯物主义和进化发展思想，又因其来自下层社会而对工农夙抱同情，这就使得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中国问题时常有趋近。
    在中国近代化及其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问题上，马克思于1850年乍闻太平天国于起义前夕已打出类似社会主义的旗号而感到新奇与欣慰，这是他主要注目欧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同时对东方国家的最早关注。但他经过一段时间审视后，又明确指出这次起义只是东方"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未给自己提出任何新任务"[10]。不过，马克思还是预言了欧洲的反动分子到万里长城后，将会看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11]。孙中山幼年就十分仰慕洪秀全；随后他多次讲到太平天国实行过共产制度；他的构筑平均地权纲领时，亦曾以太平天国的"公仓"制度作为可资选择的一种标本，但他终归没有接受它以及中国历史上波波相续的均平思想，而是孜孜于营建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西方式国家，他要求实现的"社会主义"是"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的"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12]，而不是古代落后生产水平的共产社会的重复。
    在实现上述问题的步骤上，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以俄国为模式，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利用其保存下来的"农村公社"的"集体生产"的因素，"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俄国"复兴的泉源"，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世界历史环境和俄国的发展状况，即这种村社"和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东西"；和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并且"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而俄国"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13]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和俄国民粹主义者似乎提出了同样的命题，但马克思讲的只是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所露出的一种可能性，并强调其内外客观条件，指出其不可能的趋向。这和俄国民粹派执意不顾内外条件变化以及俄国和世界历史环境不可避免也不可缺少的联系，坚持俄国可由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而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终于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中和俄国农村公社的新分化，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批判了民粹派可以迳直过渡即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
    然而，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上述批判时，孙中山却采纳了与俄国民粹派类似的社会跳跃论。但我们应看到孙中山与俄国民粹派有同亦有异，而和马克思主义者实有相通之处。按照孙中山自述，他之所以毕政治、社会革命于一役，是一则鉴于欧美列强虽民权发达："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14]，他从欧美特别是从英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从圈地运动开始，而当时爱尔兰仍闹土地问题，因此他认为欧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所以难以避免，就是前此"没有解决土地问题"[15]，以致积重难返。中国要防患于未然，自须及早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土地垄断和资本垄断。这和俄国民粹派"以为可以用公平合理地重分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16]的想法很相近。另则孙中山出身农村，对农民疾苦早怀同情，并认为乡民夙县自治和团结御侮精神，甚至至晚年还推崇宗族团体和家乡观念，认为可以做为建国基础。这和俄国民粹派重视并极力维护"农村公社"，希望作为新社会的基础颇相类同。三则是孙中山和俄国民粹派的跳跃论者都是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都很滞后的国家，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激于民族和社会危机都容易产生迅速赶超先进国家和一蹴而就的急躁情绪以及不甘弱者命运的幻想。但是两国国情毕竟有所不同，19世纪90年代后，俄国资本主义已得到一定发展，农民分化已经加剧，农村公社已在崩溃，无产阶级领导俄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已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不仅自由派乌托邦而且民粹派乌托邦也对解决俄国当前迫切问题有害了[17]。但中国经济、文化比俄国更为滞后，在农村占优势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农村土地的疯狂掠夺，使土地问题成为中国人民谋求社会解放和社会发展的一大突出课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期待着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停滞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和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与世界各民族加强联系，使自己进入文明国行列[18]。列宁更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盛赞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将"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而且预见到将缘此而出现许多个上海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及其政党的建立，即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但他同时指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还是属于主观社会主义，"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19]，即只是解决民主革命范畴的问题。孙中山真实地致力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只是这一革命的外延和他希望将来实现的理想；他不是一次革命论者，而是有革命阶段性的。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具有"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20]的特殊意义。
    在如何实施其纲领的方法上，孙中山原寄望于现实统治者俯顺民意或者利用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权力来对旧社会进行和平改造，只是在中外反动势力不允许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而其目的仍在谋求和平建设的环境。至于改造和建设国家的手段，孙中山则主张本着互爱互助的原则，和平解决。孙中山按照欧美贫富十分悬殊的规格来衡量中国社会，误以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废除，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因此不必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只须运用政权杠杆，实行亨利·乔治的单税制，就可以防止像欧洲那样的财富垄断和贫富悬殊，避免有损国家元气的社会革命惨剧在中国出现。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似相杆格。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主张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封建主实行暴力剥夺，而对蒲鲁东、拉萨尔等社会改良观点多有批判。对于公然含有蒲鲁东、拉萨尔观点的亨利·乔治学说，马克思指出它"不过是打算借社会主义作幌子来保持资本主义统治"[21]的有害学说。后来，列宁也指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22]。不过，马克思、列宁这里都是就欧美情况而论，在那里，摆在日程上的中心问题不是从封建统治下而是从资产阶级统治下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这样的落后东方国家面临的任务，列宁指出是"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而以单税制为主制作的平均地权的纲领，即实行土地国有，将可消灭封建剥削；尽管这一纲领声称要"防止"资本主义，实际上其实施将会带来城乡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因此，列宁称赞这一纲领"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已逾越了一般意义的改良，而是"激进的土地改革"。他在严厉谴责社会改良主义的同时，却盛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23]。
    二
    1912-1919年间，孙中山在制订中国近代化的具体计划和为其实施而多方奋斗中，更多更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作为目标或前景提出来。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兴致勃勃地致力于宣传他的经济革命和实业建设计划。他主张"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而且"政治实业皆民主化"，以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俾"生产将日益增加，以最少限度之贫困与奴役现象，以达到最高限度之生产"，"全国人民皆享受其生产之结果"，"使不平者底于平"，以实现社会主义"平其不平"的宗旨；由此将渐臻社会主义之上乘--共产主义，"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而且，他认为社会主义"其影响于人类世界者，既重且大，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他热情赞扬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它"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24]。因此，孙中山把他要实行的民生主义称为"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经济主义"等等。他自称他让位给袁世凯以后，"潜心研究逐步以社会主义理想来塑造政府的最佳途径"[25]。在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后，他特别推崇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26]，认为马克思的资本公有与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合得"社会主义之真髓"[27]。更可贵的是，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分穷蹙之时，仍相信"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吁请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8]。这种认为可以中国先行的社会主义来推动欧美和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张，似与列宁1913年发表的《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精神桴鼓相应。当然，即使孙中山社会主义调子唱得最高之时，他认为"社会主义之真髓"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29]，结合其当时的实际主张看，仍属于民主革命范畴及其外延。
    在实施其纲领的步骤方面，孙中山在进一步了解国情和新的中外情势之后，坚持或新提出以下两点：
    其一，他把和平改造--以民族民主革命开创和平改造局面--以和平改造来达到消除战争以臻永久真正和平、实现大同理想即社会主义的思路更加完善而清晰。他谴责列强支持袁世凯阻碍他实现预定目标，"让我的国家陷入另一场血腥战争。"[30]袁世凯垮台后，他又曾热望国家重振实业，但随后僭窃继起，内乱频仍，一些列强又拉中国参加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孙中山正确地认定交战双方都坏，反对中国参战，并想利用"国际冲突"来推翻国内军阀统治，"速图勘定内乱，回复平和，与并世列强同轨，庶足以生存发展"[31]，改变现行军阀政府"压抑商民之政治"，把中国迅速建成一近代国家[32]。他特别珍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发展时机，"欲利用战时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因而不仅中国"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且将以促进世界之文明和大同[33]。这一思路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主张颇为灵犀相通此呼彼应。从1889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决议谴责军国主义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发动大战来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企图和行径进行了不断揭露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更坚决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提出"努力把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国内战争"，[34]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即这一口号的体现。随之，列宁在领导苏俄人民粉碎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动武装势力之后，迅速把重点转向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推进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努力。这里，孙中山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虽对战争的性质、分野及其与和平的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差别，但孙中山作为被压迫人民的真正代表，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显不同道，而和马克思主义者则成寻盟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