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孙中山由前此主张的文明开放、市场开放，进而主张在"权操自我"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人材和方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且可调和中国和世界的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35]。列宁和苏俄于1921年春开始将战时共产主义转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主要生产资料国有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允许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乃至实行租让制，即将"绝对必需的企业租给承租者，其中包括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企业家"[36]。孙中山获悉这种政策转变后，欣喜地认为这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诚然，上述二者实际上有差别，孙中山是把《实业计划》的实施，视为通向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的"最直捷之途径"和臻世界于大同的最好办法。而列宁则是以有限度的"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以便"奠定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谋求在"不太远"的将来，即由暂时退却转向"愈稳固、愈迅速、愈壮阔"的"前进运动"[37]。
    与上述步骤紧相联系，孙中山主张的民主化，要使"每一阶段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爱的情形之下"[38]。因此，他仍不主张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剥夺而是用和平手段，来"平其不平，使不平者底于平"[39]。他虽然早已意识到外国资本家"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决不会"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而且，"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40]。但中国的困难实际以及后进国家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得以迅速发展的先例，又促使他反复提出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力量来推进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的造成，这种思路和马克思主义者期望中国与世界加强联系、中国必须尽快尽多地"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以促进中国的发展的思想是合拍的。孙中山这样做，当然还有其策略考虑和抱有某些幻想。实际上，帝国主义和军阀对他的和平建设中国的吁求迄无积极反应。至于指望列强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消灭中国作为列强争夺的"世界祸根"和世界范围的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获致世界永久和平，共进于大同，则更属幻想。显然，孙中山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世界历史环境的正面影响时，必须注意首先肃清内外反动势力对历史正常发展的破坏性影响方面确有距离。
    三
    孙中山于1924年1月毅然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看来是他把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推进到最热点。可是，就在这前后，他明白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41]。临终前，孙中山自己并嘱其亲近同志一再宣布他不赞成共产主义。1912年他曾对马克思及其主义有较多较高推崇，至此，他对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理论等都提出异议。这种矛盾现象该如何解释呢？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中国近代化与社会主义究竟是拉开，还是有更实际的连接呢？
    无疑，民族民主革命越坚决越彻底，与社会主义运动势必日益靠近。而二者在理论上、步骤和方法上的差异也往往暴露得更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仅首辟胜利局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尚在探索试验阶段，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多为青年，在理论上尚欠成熟，更缺乏实际经验，举措言论不一定都得当。这些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自会遇到许多感到困惑甚至不能正确理解的问题；而且孙中山是一个具有长期斗争经历、又有系统理论、纲领和自以为很完善的主义的老资格革命家，历来主张不照搬西方，应独创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加之党内同志和内外敌人对国共合作颇多非议，乃至颠倒是非加以诋毁者。这就使得孙中山不得不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观点和态度，宣明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同与异。甚至为了堵反对者之口，证明其主义的正大，他在强调三民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具有共同的理想应是好朋友外，还更多地谈到二者在理论、观点、步骤方法上的差异。
    的确，孙中山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发展前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是有不少含混不清、前后矛盾的言论。但细加分析，我们仍可看到：孙中山的言行及其纲领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同多于异，他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路与社会主义趋向是进一步连接而不是疏远了。孙中山的最终政治近代化思路既不赞同欧美现行政治，也认为中国不能实行工农专政，而是实行"全民政治"和"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42]。而究其实它却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最低纲领和毛泽东后来总结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经验相接近。他把国民党改组为以国共合作为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保证新政权具有当时可能有的人民性和民主决策性，能动员广大工农广泛而积极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为自身利益而奋斗。这不仅将使民主革命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中国近代化得以付诸实施，而且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准备物质和精神条件。孙中山的经济近代化思路最终认定通过人民性国家政权实行平均地权，解决土地公有问题；而且，他这时重提耕者有其田，但已不是前此提出的同一主张的简单重复，而是明确地和发展大工业，设立资本主义农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他又通过"中国两种革命同时并举，既废手工业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43]，解决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发达国家资本、大力发展近代化生产等问题；同时通过"节制资本"政策防止私人资本的垄断专利。再通过外国资本、人材、方法的引进，以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一方案显然有异于不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它虽类似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但又反对俾斯麦那种对工农专政的手段；它似乎露出了苏联后来通过大力发展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的某种趋向，当然，两者在进行步骤、方法和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方面必然会有固存差异。孙中山的思想文化近代化思路，和中国曾出现的"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和退而走"孔家的路"都不同，他力图和当时东方国家兴起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潮流相适应，振兴并改造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本国传统文化，创造一种适应上述三者需要的新文化、新道德。其行进方向越来越鲜明地趋向于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与毛泽东后来指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颇为靠近，也就为其转向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
    对于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孙中山一再声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但他又同时表明："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44]；甚至更明确地说：他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但那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45]。实际上，孙中山虽称赞过中国古代的华胥氏之国、太平天国以及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过共产主义理想，但又指出那只是悲天悯人而没有力量改造社会，"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他要追求的是当今"工业发达，机器创出"、物质财富日增、"人与人争的极剧烈时代"产生能消除不平的"新共产时代"[46]。这里，孙中山显然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方面含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在工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据此，他推崇马克思为"科学派"、"社会主义中的圣人"[47]。孙中山不是一次革命论者而是社会发展阶段论者，于此似可最终确认。
    孙中山到晚年在改造社会的方法上，基本上仍主张和平解决，希望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期望中国近代化的实施和平地导致社会主义。但是，民主革命越坚决彻底，阶段斗争也势必明显尖锐的社会现实，也迫使他承认工农自行组织对抗阶级压迫的某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他号召工农结成团体，编练工农团军，实行自卫，争回应得利益和平等地位。不过他在这方面始终认识不足，由于他仍过份强调阶级合作，而随后的革命进程恰因革命队伍内外阶级斗争的激化而顿挫。
    综上可见，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路不仅与社会主义呈更多连接之势，而且为此进行了更多的实践。然而，这终归是属于民主革命范畴，是他把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沟通的试图。按照孙中山最后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48]。很明显，这种仍属民主主义的阐释和科学共产主义涵义有着性质上差异。
    尽管如此，孙中山无疑是为谋求中国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作出最多最可贵探索的杰出先进人物，反映着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合乎逻辑的呼应，显示了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特色。他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好经验，也把他无法解决的许多难题留给了后继者。
    注释：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288-289页。
    [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273页。
    [5]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3册，第213页。
    [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326-329页。
    [7]《上海之黑社会自序》，《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9日。
    [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328页。
    [9]《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58-36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卷，第5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326-32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441页、269页。
    [14]《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1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16]《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364页。
    [17]《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182页。
    [19]《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61-363页。
    [20]《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3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第152页。
    [22]《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61页。
    [23]《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59-362页。
    [24]《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25]王耿雄等：《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26]《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27]《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28]王耿雄等：《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29]《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30]王耿雄等：《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4-185页。
    [31]《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5页。
    [32]《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6-348页。
    [3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卷，第326页。
    [34]《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8页。
    [35]《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8页。
    [36]《列宁选集》第4卷，第585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第607页。
    [38]《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39]《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492-493页、506页、518页、510页、492页、509页。
    [4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
    [41]《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42]《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
    [43]《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0页。
    [4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
    [4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
    [4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
    [4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
    [4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381页、391-392页、361页、380-381页、360页、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