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奉行的是英雄革命的谋略，即先知先觉者革命的谋略，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靠知识分子和新军的力量，由于革命领袖阶层多为知识分子和新军军官，使民国建立以后的国民党，走精英主义的路线，直到1920年代受联俄联共的影响，才再注重下层群众。"[35]因此，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更不能称之为国民革命。
    三、国民党"一大"起重新采用国民革命口号
    国民革命的口号，尽管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提出，但由于他无力带领"国民"进行"革命"，也由于国民革命的客观形势还未形成，因此这个口号在中华革命党时期遂被搁置一旁，致使"民国"无"国民"维护，国民游离于革命之外。五四运动以后，在苏俄人民十月革命成功的启示下，在五四运动国民奋起的推动下，在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帮助下，孙中山无论是其国民观，还是重新革命观，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把"国民"与"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标帜国民革命，直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才重新采用被搁置多年的国民革命口号。
    国民革命口号的重新采用，主要得力于1922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口号进行大力倡导、并赋予实际内涵和生命力的结果。那么，要了解孙中山为何重新采用国民革命的口号，就不能不首先追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口号的倡导并赋予实际内涵的历程。
    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重点解决了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即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为了阐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9月20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杂志《向导》上，发表了《造国论》一文，号召"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并明确指出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革命："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36]陈独秀公开倡导国民革命口号，一时未能完全得到党内同志的理解和接受。10月间，高君宇在《向导》上撰文，对有关两个对立阶级为什么要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质疑予以答复，指出："幼弱的资产阶级他是随资本主义侵入而诞生，但他都被扼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害之下，尚未能为迅速的发展，到了现在还没爬到掌政权的地位；同时无产阶级因经济情形落后的缘故，亦尚未能壮大。在这种情形之下，两阶级同被压迫是一件事实；决定目前的革命是两阶级都要来做，就是这种事实，他们都要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此，"国民革命确在目前是最有意义呀！"[37]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国民革命的主张逐步为全党同志所接受。"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教训，使中共党内原先"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的同志，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必要。[38]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国民革命"口号写进了党的决议，标志着全党正式高举起"国民革命"的旗帜。大会对国民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动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国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如何开展国民革命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大会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39]；"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口号，"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40]大会宣布："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41]从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国民革命的口号，而且身体力行，在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运动中，在广州保卫战中，以及在收回广东关余事件中，发动和领导各界群众支持孙中山，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国民运动，给国民革命的口号赋予了实际内涵和活力。
    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和帮助孙中山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敦促孙中山从护法运动转入国民革命轨道，以便使国民革命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全国人民的革命旗帜。中共"三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42]李大钊也撰文劝告："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组织工人、学生、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4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坦诚表示："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44]苏俄顾问鲍罗廷也多次向孙中山表示他到中国来是服务于国民革命，并对国民党抱有殷切希望，指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45]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这种决策对于孙中山重新采用国民革命口号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五四运动后一直在护法与重新革命之间徘徊前进的孙中山，终于做出了最后的抉择：走国民革命之路。于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又重新采用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国民党"一大"宣言郑重指出："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46]此后，孙中山在《北伐宣言》、《北上宣言》中多次阐述："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47]这样，旨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而且成为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旗帜。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就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国民革命口号的重新采用并不是辛亥时期的简单重复：一是具有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烙印，它不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口号了。二是有了五四以来的工农为主体的国民运动的客观背景，赋予了名副其实的国民性或人民性的色彩，它不再是仅停留在理论上的口号或一种理想上的愿望了。三是孙中山重提国民革命口号，其无论在革命的对象问题上，还是在革命的动力、战略策略等问题上，都有飞跃性的发展；其国民观，已由原来笼统模糊的国民观发展到具有工农群众内容的国民观；其依靠力量上，已经从原来联络华侨、会党、新军，以及后来依靠军阀打军阀，发展到现在依靠国民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因此，重新采用的国民革命口号，具有了二十年代国际国内历史新潮流的色彩，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的特征。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2]《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4页。
    [6]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人民日报》1981年9月10日。
    [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0页。
    [14]《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1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3页。
    [17]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
    [18]《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页。
    [19]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册。
    [20]《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6页。
    [2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3页。
    [2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33页。
    [2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1页。
    [2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下），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5页。
    [2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辑》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63页。
    [26]《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
    [27]《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2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
    [29]宋庆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3日。
    [30]《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
    [3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1页。
    [32]《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页。
    [33]《中华革命党史料》，载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5辑，台湾1969年版，第43-44页。
    [34]《一九一六年》，《新青年》（亦称《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第4页。
    [35]张玉法：《孙中山的欧美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孙文与亚洲：1990年8月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集》，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版，第234页。
    [36]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37]《读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3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2、495页。
    [3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4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页。
    [43]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1923年4月18日。
    [44]孙铎（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45]《文明国开化退步国》，《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7日。
    [4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页。
    [4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