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很多族众自军兴后，纷纷走出宗族，投入军营。他们在"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击贼，协力同心，乃历久习惯，裁撤后仍复相结往来。"[29]他们游惰成性，勇散会不散，难以归族。有很多是这样加入会党的。
    三是一些弱小宗族在与大姓豪族争夺生存资源，觉得自身力量有限时，为寻求会党势力作依靠，在族主的带领下，一起加入会党。象前文所说的黄仁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同族一起加入哥老会的。[30]其实，在天地会发源地泉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泉州所属七县，在清雍正年间，也是"大姓欺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31]各小姓联合之后，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巩固内部的力量，往往采取"歃血结盟，结拜弟兄"的方法，秘密结社。
    晚清的湘赣边界，广大族众以各种方式走出宗族，投入会党的怀抱。太平天国时期，这里的会党已是组织林立，交互发展，浏阳天地会首领曾帼才一人就"总理黄红白教十五营"，[32]1852年，当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浏阳天地会首领周国虞以"征义堂"名义联络会党群众达二万余人，发动起义；1869年10月，湖南会党又啸聚于攸县与醴陵交界处，准备"谋分股寇萍"，并有会党分子在萍乡境内"潜伏约内应"[33]；1892年9月，邓海山、罗凤冈率领萍乡哥老会九千余人，竖旗起事，[34]朝野上下为之震动；1906年湘赣边界山洪爆发时，醴陵十分之九的住户加入了秘密会党，[35]这年的萍浏醴大起义，会党群众参加的已达数万人。至清末，边界会党无论从名目、数量、规模来看，已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以致成为近代中国会党发展的一个典型区域。会党山堂林立，从发动群众起义斗争到组织日常社会生活，如娱乐、救助等活动，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会党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势力不断发育扩展，与基层政权、宗族、保甲等即有组织发生关系，从而促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形式向新的社会结构形式转变。
    三、晚清湘赣边界会党与基层社会结构的演变
    会党是湘赣边界基层社会宗族、保甲之外的组织系统，是基层政权衰微、宗族裂变的产物，一旦其形成势力，则会反作用于传统组织之上，加速晚清湘赣边界基层社会的变迁。
    （一）会党与宗族
    一是会党与宗族相互依托、共同发展。这通常是一些来自弱小宗族的会党首领在发展组织时，利用现存的宗族关系吸收成员。萍乡哥老会头目邓海山，"初领票布出售，勾结本族，本村人被其煽惑者不少"，[36]其中邓海山之侄被清政府视为"一门济恶"，早年就跟随邓海山加入会党。邓海山在发展会党时，"还引诱罗凤冈、李宝山入党，加以伪职，复诱该三姓数十家入党"。[37]象这些宗族不但不去抑制会党的产生与传播，反而成了他们的庇护场所。醴陵的一些宗族，"不足之徒跳而匿焉"，[38]使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结果出现了会党与宗族融为一体，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是会党对宗族的分化、瓦解。由于大量的秘密社会存在，使依附于封建政权的宗族发生了分裂。一些大姓豪族，其族首与地方政局关系密切，且借助地方政权尽力保持对族众的控制，当宗族内的贫苦族众，流为会党时，宗族主体总是站在封建政府一边，坚决镇压会党起义。芦溪东阳吴姓"聚族而居，丁口颇盛，祠会亦多，素负贞团保守，力能御侮之名"，[39]他们挪用祠费办理团练，在芦溪战斗中，"该处吴姓聚集团丁，剿杀匪多名，将芦溪克复"。[40]另外，有些宗族被外来教会势力分为几个部分，萍乡附近的罗塘墟曾姓，"分为三党，一天主，一耶稣，一三点会，不入党者不能安居，三党又互相为仇，日事争竟，风气最劣"[41]还有一些豪富世室，也"被迫胁以从其教，以官事未尝禁事，势成孤立，不得不为暂保身家之计也"。[42]可见会党对宗族分解作用之大。
    （二）会党与保甲及基层政权
    广大宗族成员向会党成员发展，意味着清朝地方政府已失去了支撑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地方官吏对这儿的会党"出没非常"，"滋生事端"，[43]觉得防不胜防，抱怨不止，诉苦说"萍乡难治"，[44]"治理实非易事"。[45]晚清的边界，会党起义规模较大的即达二十多次，大都树"官逼民反"的旗帜，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把斗争矛头对准封建的豪绅政权。为了挽救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封建地方当局企图重新利用保甲制度，封建官吏大呼"严用保甲"。江西巡抚德馨在一份奏折中，认为购捕会党，"筹办立法，莫如清查保甲，使会匪无托足之区"，[46]邓海山起义失败时，他还责令萍乡邻县的保甲对义军大肆进行搜捕，义军首领邓海山、罗凤冈、黄仁伢等主要头目先后被捕杀害，其余的会众改名换姓逃散各地，亦多逮捕。然而，由于湘赣边界社会环境长期动荡不安，保甲制始终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实际上，清政府在追捕会党分子、整治社会秩序时，还是利用宗族制度或两者并用。萍乡县令张之锐，悬赏捉拿丙午起义胡友棠、蔡绍南、魏宝铨、廖叔宝、王霭等会党首领时，利用了宗族统治势力，挟房、族二长及起义军首领家属交出人来，否则就拿他们正法，[47]并责令会党分子，"其有家属同居者，责成具结，勒限交犯；并谕讼绅耆户族仿照从保甲团法守望相助，擒拿外匪，自内约束牌家子弟以清本源"。[48]在晚清政权衰败时期，这些指令常被视为一纸空文，没有得到执行。
    由于一些宗族自身组织的衰落及会党与这些宗族的相互融合，加上基层政权调控失效，部分宗族对保甲制度的合作、支持难以继承，最后导致晚清边界基层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即由基层政权与宗族、保甲之间相互合作、支持，演变为既有相互合作、支持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冲突的一面。同时，增加了宗族与保甲、会党之间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冲突的内容，而会党与基层政权、保甲只有相互冲突的关系。结果削弱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导致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秩序混乱，起义接连不断，直到基层政权的土崩瓦解。
    注释：
    [1]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钱谦益：《太仓钱民义庄记》，见《牧斋有学集》。
    [3]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见《皇朝经世文编》卷58，上海扫叶山房，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4]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社会俗志，氏族志。
    [5]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社会俗志，氏族志。
    [6]《西江政要》，道光三年《民间选立族政劝化章程》，光绪江西按察司刊本。《西江政要》牌式。
    [7]《西江政要》，道光三年《民间选立族政劝化章程》，光绪江西按察司刊本。《西江政要》牌式。
    [8]《萍乡刘氏宗谱》卷2，《宗约》。
    [9]《万载黄茅国氏义门录》，《家规》。
    [10]参见郑太华：《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载《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
    [11]见《刘坤一》集，第1039页。
    [12]《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13]《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14]《民兴报》，1911上11月4日。
    [15]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册》，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
    [16]《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
    [17]引自傅讯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79页。
    [18]刘昆：《湖南饷源匿竭恳赐协拨折》，《刘中丞奏稿》，卷下。
    [19]《复张伯纯》，见《刘忠诚公书牍》，卷十二。
    [20]见傅熊湘：《醴陵乡士志》，醴陵，1926年印。
    [21]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社会俗志，氏族志。
    [22]见傅熊湘：《醴陵乡士志》，醴陵，1926年印。
    [23]《中国经济年鉴》，引自《中国近代社会构成》，东京，1960年。
    [24]刘泱泱《马福益事略》，见《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页、第369页。
    [25]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133页。
    [2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27]汪文溥：《醴陵平匪日记》，《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28]曾省斋：《丙午萍浏醴革命始末记》，见《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
    [29]刘昆《扑灭湘乡会匪并击散浏阳斋匪折》，《刘中丞奏稿》卷二。
    [30]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30页。
    [31]《朱折》刘师恕折，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32]刘昆：《擒获浏阳等县会匪惩办折》，《刘中丞奏稿》卷四。
    [33]（清）王明璠：《萍乡县志》。
    [34]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42页。
    [35]《汪文溥日记》，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65页。
    [36]《申报》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37]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7页。
    [38]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社会俗志，氏族志。
    [39]《申报》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40]《申报》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41]清《袁州职道士奏折》卷上，第5页。
    [42]刘蓉：《复李筱泉制军书》，《养晦堂文集》，卷八。
    [43]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149页。
    [44]《昭萍志略》。
    [45]萍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芦溪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第90页。
    [46]《江西巡抚德馨奏请保甲续获会变头目请旨奖叙折》，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48]《时报》，190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