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具有特定的内涵的。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开辟的。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出现使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
    一般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条约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①a]
    当然，另一些论著并不认为这些所谓"访问口岸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性质，他们仅仅承认这些口岸具有变相条约口岸的性质，"[②a]而另外一些论著，则根本不承认其所具有的条约口岸性质，[③a]之所以造成以上认识差异，大概主要是各家对条约口岸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后两种观点将条约口岸的标准严格限制在条约明确规定的与南京条约诸条约所开列的通商口岸权利相等的口岸，而前一种观点则把条约规定的各类口岸都划入条约口岸之列。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异，各家对各类口岸的基本特征还是不易发生争论的，因为这些口岸基本特征都早已为条约明确规定。
    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辟，各口岸间的交通，通讯等联系逐步完善，处于腹地的广大地区开始为它们所左右，于是就形成了口岸体系。
    通商口岸的开辟与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开放的主要形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基地。对此，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们早就有所认识。如英国驻上海副领事马安（Markhon John）在给英语驻上海汉文正史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的函中就指出，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外贸，"不仅仅有利于英国，而且有利于中国这个大国的千百万居民。"[④a]但马安只是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丧失国家独立，广大农村破产，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越益加大等等问题，他却丝毫不予提及。
    西方学者对通商口岸及其体系的探讨，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都没有停止过，但他们大多限于对通商口岸的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素材进行整理。美国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第一个对通商口岸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的学者。他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于1953年出版后，立即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从而确立了他之为中国学家的地位。费正清在该书中通过对五口的开放和开放五口的外侨社团、海关、贸易等有关要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把中国社会变化的第一推动力归之于西方的冲击。他认为通商口岸是一个中外混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西方的法律、金融、工业形式以及个人主义都被微妙地改变了。费正清同时还认为：与其说条约口岸代表了移植于中国沿海海岸的西方生活方式，还不如说中国接纳了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但此时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也调整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与中国的条件相适应。[⑤a]
    针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以及后来的传统--近代化模式，西方学者越来越不满意其对外部冲击力的过份强调，他们逐步发展出一种中国中心观的思路，强调中国内部各种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强调外部冲击，较少强调通商口岸的作用。中国中心观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⑥a]这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外力论是一个补救，但中国中心观却由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致完全忽视了外力的冲击作用。这正如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中心观过于看轻外部世界的作用，对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①b]而且，这派论点也没有把通商口岸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在这一方面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应推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墨菲（Rhoads Murphey）和威廉·罗（William T.Rowe）几位。在施坚雅等的主持下，从1977年开始，他们连续推出了三部极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第一部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部和第三部则分别是《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和《汉口：商业和社会，1796-1889》，后来又推出汉口一书的续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矛盾统一体》。墨菲影响深远的著作则有《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和《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西方经历》（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等。
    施坚雅更看重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他不像费正清等人从外部冲击寻找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诸多特征。由于通商口岸在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网络中的特殊地位，施坚雅正确地把通商口岸纳入其城市网络的核心之中。他将中国全境划分为九个相对独立的大区，其中就有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先以苏州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等五个区域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以这些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施坚雅进而建筑了自己的层级体系模型。虽然，施坚雅的这一模型由于其非历史的缺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其结论：由于城市及城市之间存在差异，核心地带的发展导致了其边缘地带的不发展，却不能不说是相当有见地的。[②b]尽管如此，施坚雅由于没有将通商口岸城市和别的城市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自己对通商口岸体系的深入研究。
    墨菲则更多地把精力投入研究条约口岸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系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墨菲认为，通商口岸，特别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无论"在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和经济变革上"，还是"在给中国讲授西方贸易、科学、工业的课程上"，都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匙，但在运用通商口岸去说明现代中国社会的诸般现象时，墨菲一方面认识到"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一股主要力量，上海有权宣称它在当前革命成果中享有比莫斯科更大的份额"，是"中国革命的创始者"[③b]另一方面，又认为通商口岸模式的传播是失败的，与通商口岸大城市如上海有关的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单纯的都市化的结果，即传统的都市和人口增加趋势的直接延续，而并非源自通商口岸为代表的都市成长的形态的影响。[④b]这样，墨菲就把通商口岸模式的传播方式绝对化了。实际上，通商口岸模式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非像细胞复制一样，在各个方面都与其母体一致，而是呈层次递减的。在其最高层次，通商口岸的原始信息是饱满的，而在其低层次的口岸中，就逐渐流失了。但也正是因为低层次口岸荷带信息的递减，才能够形成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众多口岸组成的口岸体系，才能够有利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及通商口岸的广泛研究。各种有关学术论文、专著都纷纷问世。据笔者所见，较重要的论文有陈振江的《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茅家琦的《西学东渐与城市近代化》，涂文学的《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胡光明的《被迫开放与天津城市近代化》，罗澍伟的《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等。专著则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所推出的成果，如《近代武汉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以及国家教委博士点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等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等等。
    毫无疑问，我国学术界对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是成绩斐然的，特别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城市史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城市史的研究。但也应当承认，我国城市史的研究，虽然重点放在了通商口岸城市，但没有充分意识到通商口岸开放所引导的近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从传统到近代的直接递转，而仅仅是从传统到通商口岸化，然后才到近代化、现代化的递转；没有充分意识到通商口岸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的重大区别，特别是没有意识到把通商口岸城市纳入一般的城市史的研究模式之中，所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便。
    所谓城市史的研究模式，是西方学术界针对西方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而设计的。这一理论模式，适合于西方经古代--中世纪，再向近现代过渡的城市发展道路。但把这一模式不加分析地引进来，就势必忽略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忽略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和通商口岸城市的过渡性。特别是，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者们还原封不动地引进了西方城市化概念，把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看成一个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化过程。而若从狭义的城市概念，即以工业革命之后的新兴城市的特点为标准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只是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城市相似的通商口岸城市，而这种相似性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如果考虑到政治、社会诸因素，通商口岸无疑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最集中的体现者。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正象我们不把中国近代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样，我们也不能不顾中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社会性质的巨大差异，硬性地引进西方的城市化概念。而以通商口岸化取代城市化，就可以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也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压，逐步发育成长。
    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若从政治史、政治社会史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通商口岸城市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就可更准确、深入地揭示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是如何反抗这种侵略、剥削和奴役，并最终通过这种反抗巩固中国社会的有限发展，从而将近代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将把通商口岸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注释：
    ①a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台湾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页。
    ②a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③a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a《领事马安致威妥玛先生函》，见李必樟译：《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⑤a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ahe China Coast，1953年版，P.7。
    ⑥a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①b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②b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43-345页。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见《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③b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④bRhoads Murphey，"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974年版，PP.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