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新的课程设置问世之后，给其他各类实业学堂提供了成例。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重，使洋务派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科技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加强了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在课程设置上也渐趋成熟化，如中国近代实科教学理论的正式问世。1898年，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写成了《劝学篇》。该书以“中体西用”为其指导思想，将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共分9篇：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着重阐述中学问题，宣传他的“务本以正人心”的观点，即所谓“求仁之事”；外篇共分15篇，为：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政教，着重阐述西学问题，宣传他的“务通以开风气”的观点，即所谓“求智、求勇之事”。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意图在于“辟邪说”，“绝康梁以谢天下”，矛头主要针对维新运动。但该书却极力主张新旧兼学，认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应该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里的“新学”、“旧学”，指的就是中学和西学。该书还专门对“中学”与“西学”作了教材方面的限定。张之洞“中体西用”教学思想以及从《劝学篇》中反映出来的课程思想，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科教学理论已经诞生，它标志着实科教学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
    三
    实科教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这个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具有中国自身特色、切合中国自身实际的特征。从其实践情况来看，显著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的实科教学从办学形式看，集封建性、买办性、功利性于一体。所谓封建性，是指洋务运动时期采用实科教学的各类学堂，几乎都是依附于某个洋务企业或机构之下。表现在管理方面，完全以洋务派官僚的意志为转移，封建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往往使这些学堂很少有什么制度的保障，从而使其发展失去活力；表现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完全是培养专供洋务派官僚任意驱使的御用性工具；表现在教学内容上，则将封建的伦理纲常作为信守不渝的教条。所谓买办性，则是指这些学堂除大量任用外国人进行管理外，还把目标主要放在培养买办、翻译和外交人员方面。这在实科教学的起步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当时开办的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外国语言学堂，后期虽然有所改变，但学习外国语言、培养买办人员仍是各类学堂的一项重要任务，况且外国人在学堂管理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功利性是洋务派办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洋务派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举办洋务企业，鉴于人才的缺乏，不得不把体现西方实科教学课程思想的西学内容引入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以培养能为洋务企业服务的人才。这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自然深深地陷入功利主义的困惑之中，使实科教学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行为，缺乏总体和长远的规划。这种状况，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坎坷历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
    其二，中国实科教学体系是以“中体西用”为宗旨的课程体系。洋务实科教学的课程体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变器不变道”的思想指导下，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实践。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洋务派官僚在洋务事业中对西学的引进，是在“无损于圣教”、“而有益于中国”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他们在处理中西学关系中，力主“中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此前提下，进而渲染西学的实用价值。洋务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从张之洞的一段话中就可体会出其中深刻的寓意，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西学必先由中学”[11]。由此得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名世事”的结论。洋务派的这种体用观，反映在实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上，便是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课程，如《朱子小学》、《养正遗规》等在各类学堂课程设置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反映西方科技的各类课程则成了最终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辅助性工具。这一特点，我们从前面讲到的课程设置中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科教学思想，毕竟是继承并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产物，它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阶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早期洋务教育中“变器不变道”的思想作了拓宽。如果说，历史上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儒学中“重义轻利”观念进行了冲击的话，那么，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而来的“中体西用”的实科教学思想则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裂变，从而为中西教育的融会和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
    四
    洋务运动时期的实科教学实践，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性、买办性和功利性等缺陷，但是，主导其课程设置主体的西学却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为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创造了机遇，从而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首先，洋务实科教学的课程模式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分年课程设置的先河。它不仅初步形成了近代普通教育分科制度的基础，而且也为近代普通中学教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前述京师同文馆的八年和五年课程设置计划，以及其后各类洋务学堂对这一课程计划的效仿和改造，都给此后中国的教育改革者们提供了范例，以后各个时期虽然都在课程方面有所改革，但它们几乎无一不受洋务实科教学课程模式的影响。
    其次，洋务实科教学体制，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初，清政府曾对教育体制进行过几次改革，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作为清末新政成果之一的“癸卯学制”（1904年）。该学制虽然是步张之洞《劝学篇》之后尘，旨在遏制清末以来开始出现的体现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思潮的新学风，但它的核心仍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试图使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及其实科教学模式制度化，从而使分科教学的教育模式趋于稳定。而且癸卯学制除继承洋务实科教学的模式外，还借鉴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学制的经验，按初等、中等和高等三段，实施通人、师范和实业三类学校教育的宝塔式结构，从而使洋务运动以来的实科教学更加完善。
    再次，洋务实科教学的实践，刺激了我国近代官方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倍感西学人才的奇缺，除自设学堂培养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向外选派留学生。从1872年开始，先后派出了赴美留学生达120余名；从1877年起，又先后派出108名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12]。在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外交和实业人才，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留学生教育的实施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彻底摆脱封建束缚、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式人才，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积蓄了力量，使封建统治者在为自己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
    最后，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我国教育体制由普通实科教育向实业教育方向的转化。根据实科教学的原则，学校教学中不仅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例不断加大，而且在教学手段上也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开始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式授课方法，从而将学生从被动接受引向了主动学习的方向，使学生不仅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素养，而且也增强了具体的实践技能。这种教学形式，初步具备了实业教育的特征，从而为我国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实科教学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传播和应用，虽然因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之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以洋务运动为实践基础，并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实科教学，毕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它的传播、发展和实践，不仅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也造就了一代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正是这种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新生力量的产生，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准备了条件。
    注释：
    ①《王临川全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②转引自《中国百科大辞典》第10页“经世致用”条，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版。
    ③《圣武记叙》，《魏源集》第166-167页。
    ④转引自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第21页，学林出版社1993年5月版。
    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⑥《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奏议，第17页。
    ⑦张之洞等《变法自强第一疏》，见《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89页。
    ⑧《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奕欣等折》，《洋务运动》二，第22-23页。
    ⑨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71-73页。
    [11]转引自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4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2]参阅董宝良《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78-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