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叫沈富宗的中国年轻人，远涉重洋，给罗马教皇、法国和英国的君王，带去了活生生的中国文化，以致令那些远在欧洲大陆而迫切想了解中国情况的西方人，得到了一次极为少有的与中国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因此，他或许是迄今为止在中西文化交往史的研究中，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其作用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认为：由于沈富宗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一些西方上层人物欢迎的人物；因此，沈富宗的欧洲之行，应该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意义。
    16-17世纪，来自西方的耶稣会士，利用各种方式，逐渐找到了进入中国大陆的途径，他们大都以澳门作为立脚点，然后向内地渗透，一方面传播宗教，行使教会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宣扬欧洲文明。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他们的影响，加入了西方教会，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从此揭开了近世中西文化之间碰撞、交流乃至融合的序幕。在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有人跟随西方传教士到了欧洲，他们在那里加入教会，进入“初修院”学习；更有个别人在欧洲逗留期间，还以各种方式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习惯，这对于帮助当时的欧洲人了解中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弄清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情况，学术界也作过一些爬梳、搜寻工作，但终究少有收获。国内学者可能因为难以获得西方的许多资料，故无法作详细探究。而西方的宗教史研究者，似乎更多地注意了西方人来华传教的史实，而对于中国人去西方学习的经历，则比较忽略，所以在述及这一现象时每每语焉不详。近见199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以来的收藏品》（《 TheQueen's Pictures--Royal Colletors Through The Centuries 》（以下引书简称《女王的绘画》）一书中〔1〕，刊出了一幅17 世纪后期由当时著名的英国画家为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所作的肖像画。它为研究中国天主教徒在西方的活动，以及当时中西之间除了宗教文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交往，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
    肖像画作于1687 年， 题为《中国的皈依者》（《TheChineseConvert》）， 又名《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 帆布油画， 尺寸212.2×132厘米。作者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r ）， 1646年生于德国的吕蓓克，卒于1729年。
    此图描绘了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天主教徒，伫立在能看到金黄色晚霞的窗前。他仪态端正，目光平和安详，整个脸部被窗外的霞光映得一片金黄。他的装束打扮，除了披着一件黑色的中袖神袍，以表明其神职身份之外，其余均是典型的清代男子的服装样式。他头戴园形暖帽，帽上饰有镂光金顶，内着天青色高领箭袖长袍，衣襟前和袖口还镶有黑色花边，腰束红色丝质腰带。这位青年人的左手，向上斜持雕有耶稣受难像的拉丁式十字架，右手则置于胸前，微微伸展，似乎刚刚划过十字。在他的身旁，是一张铺有褐色台布的桌子，桌上放着一本合着的圣经。整个画面中的人物和环境，洋溢着一股浓郁而神秘的宗教气氛。画家又通过对眼神、鼻翼、嘴角、手势等细部的精心描绘，真切刻划了人物坦然自若和清朗大度的个性，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根据此图的尺寸来看，由于人物的比例相当于真人大小，并且画家采用了仰视的角度，所以给人一种真实、崇高而又神圣的感觉。
    据《女王的绘画》一书所附的文字说明，图中所画的人物，是一个到英国来的中国年轻天主教徒，其教名为弥迦·阿方索斯（MichaelAlphonsus），汉名沈富宗。他是在清朝康熙二十年（1681年）， 和同伴们在罗马耶稣会派驻中国的代表菲力普·卡布雷特神父（FatherPhilip Couplet，即柏应理）的鼓励下，一起从澳门出发，前往西方的。数年之间，他们先后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1688年，他离开英国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1692年，沈富宗在归国途中于非洲莫桑比克附近不幸去世。
    此图作者戈弗雷·内勒，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活跃于英国王室的著名人物画家。他早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生活时期，曾潜心研究过伦勃朗的绘画，以致他后来的画风与伦勃朗十分接近，许多作品甚至连尺寸的大小也与伦勃朗相似。
    17世纪的英国画坛， 画家们主要来自尼德兰， 其中以凡·代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年）最为突出， 他的画风影响了英国数代画家。之后，就是荷兰画家彼得·莱利（Peter Lely,1618-1680 年）和内勒。从英王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到威廉三世、玛丽二世，直至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内勒为英国宫廷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1692年，他被威廉三世封为骑士，1715年又被乔治一世册封为男爵。内勒、彼得·莱利是英国最早拥有大量主顾和巨大的工作室的肖像画家，他们雇请助手相帮绘制肖像，有的画衣饰，有的画作为人物陪衬的背景、静物等。因此，当时以他们的名义创作的肖像多得不可胜数，但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十分平庸，这显然是出自工作室助手的画笔，或者干脆是委托他人所作。为了迎合大量的主顾，内勒和彼得·莱利不得不编号排列合乎作品要求的各种人物姿势，以应不时之需。而这些姿势，又大都采用凡·代克作品中的模式，并且比之更为僵硬、造作，以致当时有人这样来评价内勒：“他每为名声奉献一幅，便为钱财献祭二十幅画。”〔2〕
    显然，由这样一位声名显赫而技艺并非绝对一流的宫廷画家，为一个中国的年轻教徒来创作一幅肖像画，在当时是有特殊意义的。内勒的确有其为钱财而作画的不良习惯，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作品，却与其“为钱财”而作的那些画完全不同。可以说，这正是他“为名声奉献”的一件难得的杰作。在这幅画中，内勒并未以其惯用的预设模式来进行创作，甚至也没有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而是以饱满的激情，直接、简练、生动地再现了对象的外表直至其内心世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内勒这位当时的宫廷大画家为这个中国青年描绘了如此出色的肖像画呢？是这个年轻人身上所流露的浓郁的东方情调，还是他那纯朴自然的性格特征，或是一个来自东方大国的年轻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有人这样说：“在戈弗雷的所有创作中，他最为这张《在温莎堡的中国天主教徒》感到自豪”〔3〕。这样说来， 将这幅肖像画看作是内勒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恐怕也不为过。
    二
    据笔者对手头有关资料的检索，在16-18世纪期间，与中国发生过宗教关系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或地区，除了沈富宗在欧洲留有画像之外，至今已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曾经到过欧洲的中国人，在那里留下的哪怕是最简单的画像了。当然，就更不要说是一幅出于名家之手的精心之作。这样说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其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女王的绘画》一书在介绍内勒创作《中国的皈依者》时提到，这幅画是画家应国王詹姆士二世之请而作的，因此，画家在作画时格外地用心尽力，真实地描绘了作为国王嘉宾的沈富宗的形象。但是，詹姆士二世为何要请内勒作这幅画，沈富宗又为何能够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嘉宾，并进而获得大师亲自为他作画的殊荣？这些情况，在作品的解说中都没有进一步涉及。至于有关沈富宗的生平事迹，也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1932年，上海出版了由耶稣会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 -1889年）所著的关于早期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的传记及其著作目录（此书由冯承钧先生翻译，题为《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73年，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在此书基础上作了修订补充，完成了《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以下引此书，简称《列传及书目补编》）〔4〕。 此书比较齐全地收罗了从1584年至1800年间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名单、小传，以及他们的著作或其他有关资料的线索。根据对后书有关数字的统计，明代至清代康熙年间，中国（包括澳门）的耶稣会士约有76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澳门或内地，如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南昌等地加入耶稣会的，他们成为修士或神父后，大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大陆，只有少数人曾到过澳门、日本、东南亚及印度的果阿等地。这些资料还显示，在沈富宗去欧洲之前，仅有如下二人到过欧洲，并在那里加入了耶稣会，然后回到中国传教。此二人是：
    冯思嘉（Fonseca, Nicolau, 1642-1689年后），澳门人，1665年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加入耶稣会，次年启程回国，后被任命为副堂神父〔5〕。
    郑玛诺（Siqueira Tcheng Manuel de，又作Emm·Sigueira, deSiqueyra，郑。？-1673年），澳门人，自幼随罗历山（Rhodes）神父到达罗马，1651年10月在那里加入耶稣会后，于清康熙十年（1671）回到中国。他在罗马期间，“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并西国语言”，又“深于音学，辨析微茫”，有研究者称，他“似为葡人重启中欧交通后，中国第一人曾至欧洲者”〔6〕， 也有西方学者说他是“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7〕。
    但是，关于以上二人在欧洲的详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也未见关于他们留下什么具体材料，诸如文字、画像等等的记载。据资料分析，当时的中国人去欧洲，一般都由一位欧洲传教士带领，同时有数位中国人结伴而行，然而见于记载的，只有这两位。
    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在时间上比上述两人要晚数十年，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除《女王的绘画》一书在画像介绍中所透露的一些事实外，另据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的有关介绍，还可以知道以下一些零星情况：
    沈富宗随柏应理到达欧洲后，在经过法国时，有人为他画了一幅刻版肖像，画中的他带着纱帽，扎着辫子，完全是清代的服饰。这幅画像为小对开本，具体尺寸不明，现藏法国国立图书馆。根据当时的绘画形式推测，这种“刻版画像”可能是用流行于17世纪的一种“蚀刻法”绘制的，有较为丰富的线条层次，十分有利于复制油画的色调。在画像下还有一段文字说明，简单记载了他的出身以及在法国的主要活动。这是我们了解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又一重要资料，兹引述如下：
    “出生在南京景教徒双亲家庭中的中国人，在举行洗礼时命名为弥格尔或弥额尔（Michel ）， 而在举行坚振礼时又被命名为阿方辛（Alphonse）。他于1684年（荣氏注：原文如此，也有人认为是1681年），与中国传教区的司库、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一起来到欧洲。在经过法国时，他有幸（荣氏注：原文如此）拜谒法国国王陛下，并在他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他在罗马吻了教皇陛下的脚。”
    这段文字虽然简单，但无疑使我们对沈富宗在欧洲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沈富宗来到法国时，正是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沈富宗不仅受到了国王的招待，并且向他演示了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不论这种演示是为了满足法国国王的好奇心，还是真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知道中国的欧洲的统治阶层中人，获得了对中国情况的真正的直接了解。
    据1922年出版的一份资料中说，沈富宗是于1687年到达英国，并来到牛津大学的〔8〕。在那里，他同样受到了王家的礼遇。1687年9月，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在牛津大学接见了沈富宗，并且请他帮助英国官员制作一部关于中国指南的图册。沈富宗在参与这项工作时，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受到了詹姆斯二世的很好的评价，于是他也就在国王心目中成了一位“嘉宾”，是詹姆斯二世在牛津的博德利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经常谈论的话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詹姆斯二世命内勒为沈富宗画像，肖像完成以后，詹姆斯二世精心地收藏着这幅画，在其有生之年，一直将它挂在自己卧室隔壁的房间里。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温莎堡也因而易主，但这幅画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温莎堡又数易其主，但这件作品始终是英国王家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
    沈富宗离开英国后，于1688年到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他进了专门培养耶稣会士的“初修院”，学习各种教规、礼仪，成了一名修士。据卢西塔尼亚的《葡萄牙省的耶稣会士》中说，沈富宗“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9〕。这种能力， 究竟是沈富宗因其“景教家庭”的出身而原先就已具备的，还是他到了欧洲以后通过学习才具有的，不得而知，但既然材料中对他的拉丁文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不同一般。这样说来，沈富宗在学习耶稣会教义乃至西方文化的方面，大约也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吧。
    1691年的某个日子，沈富宗以“神学院修士”的身份启程回国〔10〕，准备为耶稣会履行他的职责。当时，欧洲传教士到中国都是乘坐海船，沈富宗当然也是这样。可惜的是，在艰难而漫长的海上旅途中，1692年9月2日，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不幸在非洲的莫桑比克附近去世。由于资料缺乏，沈富宗去世的原因不明，或者是由于意外的海难事故，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关于沈富宗出发去欧洲的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在《女王的绘画》中，说他是1681年与同伴一起随柏应理出发去欧洲。二，荣振华书中转引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则称他是在1684年“来到欧洲”的。
    沈富宗去欧洲是与柏应理同行的，所以从柏应理离开中国前往欧洲的时间上，可以知道沈富宗是何时出发的。也就是说，在无法得到关于沈富宗前往欧洲的其他确切材料时，以柏应理的出发和到达时间作为旁证，应该有一定的可靠度。查荣振华书，在记载柏应理的资料时写明，柏应理是“于1681年12月5日离开澳门，1682年10月8日在荷兰登陆”。按荣振华书中的资料来源索引，这一时间是他以1890年开始在莱顿出版的《通报》为依据。这样， 沈富宗出发到欧洲的时间应当是在1681 年12月，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画像的文字说明，显然记载有误。
    另外，关于沈富宗回国及去世的时间，《女王的绘画》文字说明只简单地提到“1691 年”， 并无具体的说明。荣振华书中根据威基（Wicki Joseph）的《1541-1758年乘印度航船的耶稣会士名单》说，他于“1691年”“启程”回国，又据《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亡者名表》、《日本-中国资料集》〔11〕，说沈富宗于“1692年9月2日逝世于莫桑比克附近的途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