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沈富宗的欧洲之行，虽然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但他在那里的不少活动，却超出了宗教的范围，而更具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性质。他在法国和英国国王的心目中，似乎更多的是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有关的记载中也基本上没有提及他在那里的宗教活动。他使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想迫切了解中国的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对来自中国的一个普通百姓的面目有了直接而清晰的认识，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根据有限的资料了解了沈富宗欧洲之行的基本情况之后，有必要来进一步探讨一下他此行在中西交往史上所产生的意义。
    在沈富宗出发去欧洲之前，西方基督教已经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一次是在唐代，当时被称为景教，另一次是在元代。沈富宗生活的时代，正是基督教第三次大规模进入中国的高潮阶段。此前，已经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并且取得了朝廷的信任，特别是在文人之中获得了较好的声誉。他们以科学为手段，行传教之目的，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带到了中国，令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据《明史·意大里亚传》对当时来华的意大利人的描述，“其国人东来者，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意行教，不求利禄。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到，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耶稣会士在中国主要以文人士大夫为争取对象，也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科学技术的确有值得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尽管他们的本意并非完全是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客观上对此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可抹煞的。沈富宗的父母均为“景教”教徒，其父是否文人，不得而知，但沈富宗既然能够在拉丁文方面有相当的修养，想来在汉文方面的修养不会太差。
    从内勒为沈富宗所作画像对其服装的描绘上也可以看出，沈富宗的服饰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官方制定的标准。《清史稿·舆服志》记载，男子的冠帽有礼帽、便帽之分，礼帽其制有二：冬天所戴为暖帽，夏天所戴为凉帽。暖帽为圆形，周围有一道檐边，有毛皮制成。一至七品者的帽顶根据不同的品第饰有顶珠，八品以下无顶珠。装有箭袖的袍褂是清代男子的主要礼服，也有品第的分别。士人的礼服，状元顶带视六品，举人、贡生、监生冠带视八品，生员冠带视九品。沈富宗所戴暖帽无顶珠，所着礼服则与生员的服饰相同。由此可以推测，当沈富宗离开中国时，他可能已经是一个通过初级科举考试的生员了，因此，也可以说他已具备了基本的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了。这样一个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欧洲，并得以觐见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的国王，向他们亲口讲述中国的事情，这对于欧洲来说，当然远远胜过阅读10部传教士的报告、著作了。
    在沈富宗到达欧洲之前，西方教会或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人，如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基本上只有通过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发回国内的书信、报告，或是这些人的口述。明代中期以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常常在传教的同时，向西方的教会或自己的国家发回书信、报告，以此满足教会领导层和国内的统治阶层了解中国的需要。曾在西方引起广泛重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是利玛窦晚年记载其中国之行见闻的一部书，利玛窦去世以后，此书经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的整理翻译，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此书被金尼阁称为“初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13〕。又据金尼阁的研究，此书可能是利玛窦先准备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其他人阅读，其目的是为了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以及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的教友及其他人士从中获得教益〔14〕。
    但是，报告毕竟是以文字为主，而且，在某些西方人的著作或报告中还往往夹杂着不真实的内容，以致人们在读了之后反而对中国的情况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对于真正想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对这个东方大国的神秘性有时不得不通过感性的认识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金尼阁在介绍《利玛窦中国札记》时，这样描述在此之前的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他们信任中国的商人，不知道商人们的普遍习惯是夸大一切事情，把那些根本莫须有的事情说成是真的。当我们的神父们第一次获允进入中国内地时，据说很多事情他们都相信，而在获允进入该国的最初几年内，他们很可能把许多完全不可置信的事情都从书信里传到欧洲。十分显然，谁也不能指望不经过多年的接触就透彻了解欧洲的生活，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15〕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将不难想象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主要依据，是多么地片面和狭窄。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以后，临终前尽其所能将他对中国的了解以文字形式留给了欧洲人，并且带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从而使他的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可信性。但是尽管如此，欧洲人觉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很不够，因此金尼阁又进一步说道：
    “如果上帝保佑在那么多的流离颠沛之后，我还能被允许返回我原来的岗位，并且如果假我以若干年的光阴，那么我将为你写一部有关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的记述，以及一部中国编年史概要，它将从四千年前谈起，按时代顺序毫不间断地写下来。它也将包括一部拉丁文的中国伦理典范，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此善于辩论道德问题，从而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是多么适宜于接受基督教的信仰。”〔16〕
    对于利玛窦和金尼阁本人来说，他们来华当然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传播宗教，同样，人们在利用他们留下的那些关于中国情况的著作时，当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而各取所需。金尼阁在谈到他的写作计划时，鲜明地流露出欧洲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以致他不但准备描写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更打算撰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从而帮助西方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认识这个东方大国的一切。金尼阁后来果然又回到了中国，并在浙江一带传教，于崇祯二年（1629）去世后安葬在杭州，但他打算要写的那部“中国编年史”，却未见著录〔17〕，想来是没有完成。
    终于，一位富有才华而笃信上帝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他的举止言行、衣着打扮，无一不向异邦人士活生生地展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而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种比在任何西方人的书本中读到的中国都更加真切的感受。也许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那幅画像的说明中，特别记载了沈富宗在法国国王“面前以中国方式进餐”的这个细节。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测，除了“进餐”之外，法国国王一定还会向他询问其他一些有关中国的事情。这样，沈富宗实际上也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代表出现在法国国王面前的，他的所作所为，也就代表了一个中国人，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的信徒。事实上，据当时有人在另一份材料中记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在凡尔赛宫接待了沈富宗，这一情况，后来又被写进了题为《高雅的使者》一书〔18〕。
    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当然也并不全以宗教为主。16-17世纪，当不少西方传教士竭尽一切努力来到中国的时候，唯独很少见到英国人。这样，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显然也就比其他西方国家要少得多。沈富宗在画像中虽然身披神袍，手捧十字架，背景中还有一本翻开的圣经，俨然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他来到英国之所以引起王家的注意，却更多的因为他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詹姆斯二世当政之前，英国已率先在西欧诸国中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大力发展航海事业，作为确立其霸权的基础。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将这种霸权进一步推向亚洲的据点。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虽然试图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统治，因而与资产阶级发生了冲突，但他也没有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利益。他请沈富宗协助王家官员编制有关中国情况的指南，其目的当然也决不仅仅限于为了传教。大概也因为沈富宗工作的出色，或者是由于为詹姆斯二世讲述了许多他过去无法知道的中国的情况，所以能够为詹姆斯二世所赏识，成为他视察牛津时经常谈论的话题。
    关于沈富宗在英国期间的活动，以及他到了英国以后各界所引起的反响，《女王的绘画》在画像的说明文字中还提到，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扬格（James Yonge,1647-1721年），于1687年7 月在温莎堡见到了沈富宗。在扬格的眼里，沈富宗是“一个年轻英俊，但由于旅途的颠簸，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的小伙子。”〔19〕后来，詹姆斯·扬格还将他所了解的沈富宗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书名为《游记》。但是，目前出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利用此书中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仅从目前掌握的有限资料中，就已经可以知道，沈富宗在欧洲期间，除了从事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外，还进行了其它一些更具文化性质的活动，为欧洲人带去了他们所急于想要了解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从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角度上来说，这些方面的情况，对于西方人了解、认识中国，肯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沈富宗又是当时极少数到过欧洲，并在那里有较多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目前对于他在那里的活动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但是，线索既已存在，只要继续探索，相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去填补17世纪中西交往史研究中的这个空白。
    注释：
    〔1〕《女王的绘画--王室几个世纪来的收藏品》， 大不列颠国家美术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
    〔2〕英国作家、鉴赏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9-1797年）语，见[英]约翰·森德兰著，刘明毅等译《英国绘画1525-197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3〕〔19〕内勒作《中国的皈依者》说明， 见《女王的绘画》第114页。
    〔4 〕法国耶稣会士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一书中，也收录了15-19世纪的中国耶稣会士的小传，未见其中提到他们有画像留存在欧洲的情况。
    〔5〕参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235页。
    〔6〕张星烺编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2页。
    〔7〕《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2页所引L·A ·鲁洛的《耶稣会中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
    〔8〕《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引1922年《通报》， 第374页。
    〔9〕转引自《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页。
    〔10〕《列传及书目补编》“沈富宗”条记载其启程回国时的身份时，根据《日本-中国资料集》中称他为“沈富宗修士”的记载，故说：“当时尚不是神父”，但又称：“万惟一神父在致其弟约翰的一封书简中称之为神父”。该书附录荣编《入华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称沈富宗为“神学院修士”。分别见《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4、984页。
    〔11〕这两种资料均为《罗马耶稣会档案》中的一部分。
    〔12〕《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61页。
    〔13〕金尼阁将利玛窦日记译成拉丁文出版时，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封面题辞中有此语。转引自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15〕〔16〕《利玛窦中国札记·金尼阁致读者》。
    〔17〕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8页， 关于金尼阁著作的记载。
    〔18〕巴黎学者科米埃（Comiers ）曾在一封信中介绍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官接见沈富宗的情况，后来又将此写入于1684年9 月出版的《高雅的使者》一书中。《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页中提到了这本书，但未作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