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他的革命纲领是尽人皆知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人们已做了相当多的研讨，而对民生主义及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影响如何评估？似乎仍有讨论研究的余地。本文试图对此略做一些分析与评述，希望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和讨论。
    （一）
    孙中山象中国历代革命领袖一样，极为关注民生问题。民生疾苦是每一次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寻求并许诺一种解决民生疾苦的理想方案便是革命领袖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孙中山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的最大悲剧，也是历次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原因。他觉得，他所领导的革命，应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以防止今后再发生革命。防止革命的首要办法就是均贫富，均贫富的办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照孙中山自述，他的民生主义思想产生于伦敦蒙难后不久。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可见，从那时起，民生主义已构成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孙中山又把他的民生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在伦敦清使馆被拘，向仆人寻求援助时，便自称是中国社会党。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早有所闻。有人据此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是西方社会主义。[②]但我们不能忽略，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使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他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制度，乃至古代的“井田”，王莽的“均田”，王安石的“青苗”，皆视为民生主义。[③]他特别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欧洲到日本后，他多次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他指出：“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己，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④]他对章太炎也说到，农民收获三分之二被田主和赋税所夺，原因即在于土地为地主私有。土地乃天然之物，不应私有，应使劳动者有平等的机会享用它，“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⑤]而这时在日本正有“土地复权会”在活动，其领袖则是与孙中山极其接近的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他们之间的互相沟通是不言而喻的。
    冯自由还指出，这时，孙中山已表现出颇倾心于美国的亨利·乔治的土地单税论。[⑥]
    孙中山融铸古今中外有关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平均地权”思想。1903年初，在越南建立兴中会分会时，把它列入誓词之中。
    孙中山有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他在1903年12月发表于《警钟日报》的《致友人书》便是如此。1905年再度欧游，他主动找到社会党总部，表明自己与他们是同一理想，同一目标的同志。但虽如此，孙中山在同自己党内同志谈话中，并不经常提社会主义。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发刊词中把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孙中山都以民生主义来概称自己有关社会民生问题的主张。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作如下概述：
    （一）庚子前后：孙中山在同梁启超、章太炎讨论中国土地问题时，主要想法是反对或消灭地主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将土地租给有力耕作的农民，农民直接交租给国家，国家以此为主要收入。
    （二）同盟会成立前后：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国际社会党总部，解释他自己的社会革命主张时说过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
    同盟会成立后，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演说中，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均甚明确提出核定地价，原价归原地主，涨价归国家，国家可以按价收买，并且突出了土地单税论的主张，即国家单收地租一项，“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⑦]
    （三）其他革命党人关于民生主义的阐释：民国成立前，孙中山没有很具体地谈论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认为工商业者靠自己的才力获得财富，与地主依靠本应属全体人民所有的自然资源--土地的垄断以获得财富不同。但同盟会成立后，他的几个热心宣传民生主义的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却都明确地提到大资本国有的主张。我们可以推想，孙中山是同意他们的说法的。倘他认为胡、朱等人说法原则上有违他的本意，是不会不过问的。但孙中山本人确实在民国成立前极少谈论资本家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1）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此问题尚非当务之急。（2）革命经费主要来源于华侨资本家，大谈资本国有会伤害华侨资本家支援革命的积极性。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两大任务已完成，实行民生主义成为主要课题，一旦实行民生主义，资本家会应势而出，故必须筹谋对策，乃特别宣传大资本国有，私人不得操纵国计民生的主张。
    （二）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中，最不易为一般党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民生主义。1903年12月12日，孙中山在《警钟日报》上发表答友人书。解答人们对民生主义的疑问。那时距离他把民生主义正式写进誓词还不到一年。而公开发表此信，说明有疑问的人正不在少数。据冯自由记载，1905年筹立同盟会，首次集议时，便“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剀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⑧]有疑义而至于“要求取消”，则已有反对之意。孙中山做了一小时的解释，仅使众人“无言”而已，似并未真正说服存疑者。以后的事实证明，不少党人对民生主义仍存疑惑。冯自由说：“当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远大，虽经总理剀切讲解，一致赞成之后，对于未来之社会经济问题殊不重视。且有视为不急之务者。本部干事某等，以有志入会者问题纷起，解释困难，遂有另立他种团体名称及删改平均地权一项，以应付时宜者。”[⑨]
    具体分析一下，这里可能包含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般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热情，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对民生主义，则觉得甚为新奇，难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亚子的话说，对民生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⑩]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留学青年，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认为是“不急之务”，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再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民生主义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他们从发展实际革命运动上考虑，认为不如去掉民生主义，反而更易于吸引群众，扩大革命队伍。欧洲同盟会的某些骨干如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就曾采取这种办法，在同盟会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11）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东京组织起来的。其首倡人物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都是实际革命活动家，在下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为推进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意主联络长江一带很有势力的会党群众。而会党中人，新知识甚少，对民生主义殊难了解。他们乃断然舍弃“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为“平均人权”。（12）
    这里不能不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此会1910年即已开始蕴酿，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13）没有提民生主义，也没有照搬同盟会的誓词，而是把同盟会纲领中民族、民权的内容结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前喜欢依某种教条公式剪裁历史的人们总是责备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共进会抛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叛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抛开成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当时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提出什么主张？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力图取消这种历史课题的努力，自然是应当批判的；回避这一历史课题也是不能赞成的。凡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努力，不论其正确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机会如何，我们都应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推翻腐朽的，毫无效率的，卖国残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以便为国家争得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从这种角度去观察问题，不但当时的立宪派应给予充分肯定，就是统治集团中某些确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于革命党人中不同组织，不同派别，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随意否定了。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当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特别应当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袖宋教仁，他放弃民生主义的口号，绝不是他不了解民生主义，更不是他反对民生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有关理论知识的了解，决不逊于任何革命党人。他头脑清楚，富于独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种政治问题，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领袖人才。在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骨干分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曾提出任何疑问，他的日记反映出他与日本土地复权联盟的领袖交往颇多，还同俄国革命党人一起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他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长文。这些足以说明他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研究。
    既然宋教仁相当了解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何以不把民生主义列入他亲自策划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宋氏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到两星期，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14）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宋氏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分为四派：（1）无政府主义；（2）科学社会主义；（3）社会民主主义；（4）国家社会主义。这四大派的区分是相当正确的。尤应注意，宋氏对这四大派各自的实质的认识也是相当准确的。他指出：无政府主义对现制度、现政权、以及一切现存秩序都是绝对否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要求消灭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是结大团体用政治力量取得政权，然后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则是现有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政策。宋氏问道：今日在中国主张社会主义，究竟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呢？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否认真考虑过现实社会状况与自己的主张之间成一种什么关系？是否考虑过，实行此主义将引出何种实际后果呢？显然，这些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表明宋教仁这位一向肯面对实际的革命家，是唯一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也正因为他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他才毅然在自己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中删去了民生主义的内容。
    在革命党中还有一部分不赞成民生主义的人，主要是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他们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农村。他们带有明确的土地要求，主张革命后应将土地收归公有，然后交给农民耕种。孙中山早年也持此主张。后来渐渐信奉亨利·乔治的单税论，又杂揉一些西方社会主义观念。这与原来主要反映农民土地要求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这也正是民生主义不易赢得普通人的理解和赞成的重要原因所在。
    （三）
    从上述可见，民生主义在辛亥革命时期实际革命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号召力，因而也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甚至有时为了推进实际的革命运动，还不得不放弃这个口号。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和他的某些最亲密的战友却一直很热心宣传民生主义呢？
    如上所述，孙中山作为从下层社会涌现出来的领袖，对民生的关切乃是他献身革命的重要动机之一。他自幼受西方教育，又颇读了一些西方的政治书籍与文献。于是选择了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论，又参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如约翰·穆勒等人的主张，遂形成了平均地权的思想。在他看来，这个方案自然可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一思想既经形成，便成了他革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解决社会问题的纲领。不管别人对它如何看法，他作为革命领袖，不能放弃这一纲领。对他来说，放弃这一纲领就等于放弃了他革命的一部分目标，就放弃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部分资格，一部分责任。所以，尽管许多人对此不了解，不热心，他还是坚持不懈，并力图说服他的同志们。
    而且，必须肯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纲领，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