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的研究者，多半只限于引述列宁的评论或基本上从政治上考虑对民生主义加以肯定。还甚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真正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认真分析以平均地权为基本内容的民生主义的确切意义。笔者不避简陋，想对此做一点经济学上的分析。
    孙中山始终未及形成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方案。但他确实打算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实行这一纲领。他的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比如某地主某块地一亩定价二千，革命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增值，一亩可贵至一万，则二千归原地主，八千归国家。如地主故意定高价，则土地出售前，每年按价征高税额，地主并无利可图。如地主想轻税而故报低价，则政府可按所报之低价收买，得益的仍是国家。所以，孙中山说，核定地价是最为公平合理的办法。
    但应说明，政府不可能靠收买全部土地的办法来实行土地国有。革命前，一部分革命党人在宣传民生主义时，误说国家将收买全国土地，有人甚至表示，此一政策须依靠暴力助其实现。这是不切实际的。另一种说法，政府主要依赖收取土地买卖中的增价部分来充实国库，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既然增价归公，土地买卖便不可能经常发生。国家不可能依赖这种不经常的不稳定的土地买卖来保证自己的财政收入。最可靠的，经常的，稳定的收入还是靠征收土地税。这就是说，孙中山的土地国有方案最基本的含义是通过征收地价税的形式，把地租--原来土地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而获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交给国家，国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显然，地价税应当相当于原来的地租。因为如果低于地租，就未能将全部地租交给国家，也就未能实现真正的土地国有化。如果高于地租，地主一无所图，土地对于他就完全失去财产的意义了。从经济上说，他只有放弃土地所有权，把它卖掉，还略可获得基本地价。可是既然地租归公已成国策，那么，谁还愿意花重价--那怕是花低于原定价的钱去买一个空头地主的名义呢？而国家显然无力收买全部土地，所以卖地之法亦非普遍可行。这样，作为一个土地所有者，他只有从其他途径来寻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走的路是向土地承租者，或者说土地经营者打主意，从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中榨取一部分出来以补损失掉的地租。这时，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工业资本家，他除了交出相当于地租的地价税以外，还要从自己应得的利润中扣出一部分交给名义上的地主--原土地所有者。而这个资本家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同时必须设法保卫自己的利益，他的出路只有提高利润率，即除了地租和平均利润以外，他还要追求一个高出上述两者之和的多余利润。这个多余利润的来源，显然只有从工人身上取得，也就是资本家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如果土地经营者是一个农业资本家，依同样的理由，他必须加强对农业工人的榨取。如果土地经营者是农民，那么，他就必须从自己应得的收入中提出一部分来交给原土地所有者，否则，他将租不到土地。
    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终究要受到经济规律本身限制，长期过分的榨取会损害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时甚至会激起罢工反抗。而且，使广大劳动者长期处于过度贫困状态，将使资本的扩张失去内在的冲力。所以，超额榨取劳动者，从经济学上说，这不可能成为资本家经常的唯一的出路。于是我们进一步看到，既然原土地所有者倾向于卖掉土地，而资本家与其除了交出地租以外还要交出一部分利润，那就不如自己买下土地。唯有小农将面临严峻的命运，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之下，他们中一小部分或许有机会侥幸成为农业资本家，而绝大部分将破产，沦为无产者。
    综上所述，足可令人信服地证明，孙中山的土地国有主张，如果真能实行，它确实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农村封建经济关系。我们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经济学意义上有其进步性，道理即在于此。尽管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实际上并不曾真正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四）
    有人认为孙中山主观上并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斥资本家，这是不真实的。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重要动机就是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防患于未然。他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就，承认发展现代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但他并不想把这个伟大的历史责任交给中国的资本家。他要用他的民生主义--主观社会主义的方法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的。资本家小量的产生与存在，在他看来不过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恶。民国以后，孙中山痛骂资本家的言论是人所熟知的。所以，说孙中山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发展，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某些人既然承认孙中山是“主观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主观上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说不通的。
    按列宁的说法，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说它是空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想在非常落后的社会环境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超越现实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空想。但说它是反动的，不但大多数国民党人不同意，大概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以为，列宁批评其反动性，至少有两个意义：（1）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企图阻止它，是反历史潮流而动。（2）欲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社会弊病，只有靠科学社会主义，靠无产阶级革命。而此时西方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势如潮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避拒这一潮流，也是逆潮流而动。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形式与内容是如此的矛盾，难怪一般革命党人不能理解，少数有识者亦因其模糊不切实际而不愿附和，至于资产阶级当然更不会热情欢迎它。
    人们不能不承认，同盟会革命的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前景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孙中山和其他民生主义的热情宣传者们无疑都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分子。这些先进分子为什么会害怕和反对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表示向往呢？以往的研究一般已揭示了其最明显的一面，即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奔走革命的经历，使他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了解那里的劳动群众的痛苦和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在他心目中已不是合于理想的东西。既然资本主义不合他的理想，要寻觅理想的东西势必去注意那些否定资本主义的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西方社会主义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当然，中国历代均平思想给孙中山提供了易于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可是，孙中山毕竟不是在工人运动中涌现的领袖，又不是严格的学者，未能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他是实际革命家，是个以封建专制王朝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家，他的革命，客观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他的思想也必然易于与资产阶级合流。所以，尽管他主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厌恶资本家，但实质上，他却只能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中汲取思想养料，来造成自己的主观社会主义。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须待进一步分析和阐明。这就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纲领会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说，其资产阶级的纲领会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和孙中山对自己阶级地位的自我意识有关的。
    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太微弱了。孙中山多次讲到中国的资本家尚未出世。他当然不可能以为自己是这个未出世的阶级的代表。就其主观上说，他倒是真诚地同情中国农民的遭遇。他曾自述：“吾受幼时境域刺激，深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指民生问题--引者）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15）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最初形成时期确实带有解脱农民苦痛的强烈动机。但后来逐渐定型的以亨利·乔治思想为主的平均地权论已不再直接反映农民的愿望。因此也不能断定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农民要求的直接表现。尽管民生主义外观上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然而谁也不致误认它与工人运动有什么直接联系。
    由上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中国社会中任何一个特定阶级自己锤炼出来的思想。或者说，它不是任何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这样的思想，只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特别关切，同各个阶级都有关联而又存在相当距离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这种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种不同的思想，其外表的阶级色彩已十分模糊。因此，对于清末的社会实际，对于革命党人的实际革命运动来说，民生主义都显得具有超越性，或者说，它理想主义的成分太重，因此它是孙中山革命纲领中最缺少现实性的部分。
    更进一步说，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旧的统治阶级已经没落，而新的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独特思想，它是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扭曲的形式，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近代版，是下层劳动群众要求摆脱困苦的愿望的学理化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欲望在革命运动中的折射。总之，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成熟的思想，是落后的社会条件下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缺乏现实的阶级基础，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因此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不可能产生直接的推动力。但这不等于这一思想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预言性质，它预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即由于资本主义得不得顺利发展的机会，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脆弱，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说具体些就是，在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里，无产阶级在广大农民同盟者的支持下，提前走到历史的前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将起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起来，把各个拥护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的特殊的历史作用。自然，民生主义本身也不能不适应新的情况而适当改变自己的内容与形式。
    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第八节《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②美国学者伯纳尔在其《1907年前的中国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孙中山民主主义最早来源可能是读了《万国公报》1892年所载艾瑟约的《富国养民策》。夏良才在《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认为这一来源可能是读到《万国公报》1891年载美国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
    ③见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据冯自由记载，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孙中山在日本与梁启超、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即说到古代井田、王莽之王田、王安石之青苗及太平天国之公仓制度，足见这些中国古代的均田思想对孙早有影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三）第206页。
    ④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新民丛报》第86号。
    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3页。
    ⑥见《革命逸史》（三）第206页。
    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⑧见《革命逸史》（二）第132页。
    ⑨见《革命逸史》（三）第207页。
    ⑩《柳亚子自传》，原载《珊瑚》第13期。
    （11）见《革命逸史》（三）第207页。
    （12）见同上，又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79页。
    （13）见《宋教仁集》（上），第277页；又见于《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页。
    （14）此文发表于《民立报》1911年8月13日、14日。
    （15）宫崎寅藏：《孙逸仙传》，《建国月刊》3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