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维新志士面对晚清亡国灭种的危机，纷纷宣传心力决定论，夸大精神力量，鼓动国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变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屈辱命运，其中，谭嗣同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的口号，把改造民族心理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途径。他与严复等人一道，拉开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序幕。
    一
    谭嗣同的心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896年北游访学之前，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他在1895年写的名著《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中就宣传了“道不离器”、“道随器变”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也就是说，思想观念附丽于客观实在，并随客观实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正人心”与变法的关系上，他认为不能离开变法谈“正人心”；“欲正天下之心，又岂空言所能正之乎？……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②]此时，他侧重于社会转换影响人心变动。但在1896年北游访学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开始夸大心力、主观意志的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心力”论，其思想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成份大为增加。他表示“自此猛悟，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③]精神实体在其头脑中占据了上风。
    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夸大了“心力”作用：
    第一，强调“心力”是使人成为万物之灵的本源。他说：“人为万物之灵，其灵亦自不可思议，不可以形气求，乃并不可以理求；无理之中，必有至理存焉。”[④]指出：“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⑤]他还以力学的语言描述心力是人的智慧之本与力量之源：“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以力事者是也。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即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变其方向者也。”[⑥]正因为人具有“心力”这种无形的、巨大的驱动力，才能冲决天命，征服自然；才能创造万事，起胜万物；才具有创造人间奇迹的无穷智慧和奋动前往、不可阻遏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贵灵魂而轻体魄，他设想人类将进化成为没有体魄、只有灵魂，“纯用智纯用灵魂”的灵人。这种没有物质依托的“灵人”，可以无所不在，即使地球毁灭，亦无所损害[⑦]。这就把人的灵魂的力量和作用夸大到了极致。
    第二，强调心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谭嗣同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了许多科学仪器，看到了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等近代化技术，接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深深体验到了科学技术对造福人类、推动文明的巨大力量。他指出，科学技术已经创造了奇迹，把许多古人以为必无之事如冬起雷、夏造冰等从神话变成为现实，它还将再现奇妙、再造新奇，“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他强调，科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其根源在于心力：格致之学“不论神奇到何地步，总是心为之。若能了得心之本源，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⑧]科学技术的已有成就与未来进展，都是心力创造的。
    第三，“机心”可造劫运，“愿心”可挽劫运，“心力”是拯救社会的道德力量。谭嗣同把“心力”分为“机心”和“愿心”两种。“机心”是算计、巧诈之心，是坏死的“人心”，“机心”越发展，社会越腐败。“愿心”是仁爱、善良之心，是化解“机心”的妙药，只有重发“愿心”，才能拯救社会。“愿心”的本源是“慈悲”：“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故慈悲为心力之实体。”[⑨]他主张通过发“愿心”，能过呼唤善良意志、悲悯情怀，感化世人，普渡众生，使人人“无所用机”，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相视平等的理想社会。他指出：“欲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也即不仅要以“慈悲”为实体的“心力”拯救本国，而且要以此拯救整个世界。因此，“心力”被他看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心力”不仅是人类进化、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因，而且是世界的本体。谭嗣同认为世界是由以太构成的，他所谓的“以太”基本是指一种物质，但有时又被解释成精神的概念，把“以太”等同于“心力”，他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⑩]因此，“以太”成了“心力”的别名，“心力”又成了世界的本体。
    既然谭嗣同把心力看成了世界的本位和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循此思路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自然会着眼于国人精神的作用，而把鼓动国人主观能动性，重塑国民道德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根本选择。
    二
    谭嗣同强调“机心”造劫运，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正是由“机心”造成的，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以心解之”，“以心挽劫”，泯灭“机心”。为此，他对落后、消极的民族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犀利的批判。他还通过中西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的比较，鞭笞了中国国民心理的劣根性。
    他揭露中国人以“机心”相尚，不是象西方人那样把智慧和精力用于创造发明，而是把心力用在疑忌、嫉妒、算计、内斗上。指出：“西人以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人以在内之机械，制造劫运。”揭露国人内心阴狠，专以伺机整人为务，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则厌而怒，以骂人为高节，为奇士，无好恶是非之分。因疑忌巧诈自蠢其中，故在外表上也显出一幅劫象：“试以拟诸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11]他痛心地指出这种卑鄙龌龊的心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劫难，深有感触地感叹：“吾观于中国，知大劫行至矣”[12]。
    在天人关系上，他批判了崇天、敬天的心理。他揭露所谓天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伪造，皇帝总是以天子自居，“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13]。
    在古今观念上，他痛责国人的好古、崇古心理。他主张历史进化论，提出了“日新”理论，指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总是新而又新，今胜于古。批判“守旧之鄙生”“龈龈然曰不当变化，何哉？是将挟其恭敝惰怯之私，而窒天之生，而尼地之运行，而蔽日月之光明，而乱四时之迭更，而一狭百产万灵之芸芸，不恤亡学亡政亡教，以拗戾乎不生不灭者也。”责问“好古者”：“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之人哉？”指责他们不求甚解，不问是非，尊古尚古，实际上是借古人杀今人，他们既然如此好古，“奚不自杀以从古人，而漫鼓其辅颊舌以争乎今也？”谭嗣同还考察了中外各国的历史，指出东西方存在着崇古与尊今的差别，这一差别影响到两大民族的兴亡盛衰：“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1世，若于今熟视无睹者也。”[14]中国要振兴，决不能死守古制，恪守古训，而必须面向现实，着眼未来，寻应时势，变法维新。
    在华夷观念上，他抨击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理。他主张对外开放，把“仁”与“不仁”解释为“通”和“塞”，提出要实现“中外通”，视通商为“相仁之道”，斥责“闭关绝市”，“重申海禁”之说为“抑何不仁之多乎！”[15]他力主“师人之长”，学习泰西各种学问，反对以中国骄人，以夷狄诋人，反对“夜郎吾国而禽兽他人”[16]。他描绘了封建士大夫虚骄自大，昧于外情的画像：“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意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娼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17]。
    在义利关系上，他针砭了空言义理而漠视工商耕战之利，高谈心性而不顾国计民生，沉溺所谓道德文章而不问救国之道的迂腐心理。针对当时流行的“圣贤不当计利害”的议论，谭嗣同指出，如果自己一身不计利害，“则云可尔”，但倘若事关四百兆生灵而不计利害，则是祸国殃民。他痛斥顽固士大夫：“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虚空无证之文与道……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18]
    在动与静的取向上，他鞭挞了言静而戒动的传统文化心理。他断言西人以喜动而称霸，而中国则以主静而国弱种衰。他指出，在中国，学术则提倡“宁静”，治术则提倡“安静”，朝廷“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格式。夫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教安得不亡，种类安得而可保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