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奢与尚侈上，他否定了“黜奢崇俭”的风尚。他驳斥了“崇俭”的主张：第一，“俭”与“奢”的划分是没有根据的。“且夫俭之与奢也，吾又不知果何所据而得其比较，差其等第，以定厥名，曰某为奢，某为俭……本无所谓奢侈，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第二，“崇俭”与发展生产是矛盾的。“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第三，封建豪强实以“崇俭”为名行“兼并之术”。他们只顾自家聚积财富，而不管民不聊生。这种所谓的“美德”是“乡愿之所以贼德。”谭嗣同指出，尚奢虽有不足之处，但利大于弊，奢“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他将“静德”与“俭德”斥为“鬼道”、“禽道”；“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为鬼为禽，且犹美之曰‘静德俭德’，夫果何取也？”[20]
    综括以上数端，谭嗣同得出结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以激烈著称，谭嗣同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剖视，对中西国民性的比较，也是十分犀利、冷峻的。有的地方难免有偏颇之处，如对“崇俭”的否定就显然不妥。但他的偏激发自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患，可以说饱含着浓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谭嗣同在反省过程中还对产生病态民族心理的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是“机心”为尚、国民素质低下的罪恶渊薮。他抨击封建统治者以“酷毒不可思议”的残忍手段奴役天下，老百姓只得“俯首贴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21]。他揭露了封建纲常名教对中国传统人性、人心的摧残。指出封建统治者“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治人之心”[22]。三纲五常犹如层层网罗，把人民捆绑起来，使其听命于独夫民贼。三纲之名为害甚巨，“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23]他还揭露历代封建统治者与腐儒互相结合，大盗与乡愿交相为用，一起愚民弱民。如汉高帝与叔孙通，王莽与刘歆，光武帝与桓荣，宋太宗与孙复等，在上与在下，政术与儒术相互利用，固结牢笼，消磨豪杰志节，窒息生民灵思，摧残民族生机，败坏国民品性。谭嗣同对民族心理病源的探讨，已把反省传统文化心理与批判封建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积极意义。
    三
    否定旧我是为了塑造新我。谭嗣同在批判封建道德和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又致力于倡导资产阶级的道德风尚，致力于塑造现代国民形象。他主要以西方人为榜样，同时借鉴本民族的优秀品质，勾划了近代新人素质的基本轮廓。主要品质有：
    意志自由，人格独立。他主张人人自由，人人都独立思考，言论、行动要根据个体的自由意志，不必计较得失利害，不必在乎人言毁誉。
    崇尚民主，自居平等。提出如果说皇帝是天子，则人人都是天之子，“使人人皆为天父之子，使人人皆为天子一小分，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权。”[24]“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于是为遍地民主”[25]。
    慈悲为怀，博爱众生。他提出“以心力挽劫运”，而“慈悲”为心力之实体。提倡人们要“仁爱”、“兼爱”、“慈悲”、“相诚相爱”、“视敌如友”、“爱人如己”。号召人们大发慈悲，度己度人，悲悯天下生灵，普渡芸芸众生。
    讲求学问，掌握知识。他强调，“鄙人深愿诸君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26]他还提出既要讲究天地的学问，还要讲“全体学”，认识人自身之全体。总之，是希望人们穷究天人，博览古今，兼通中西。
    任侠尚武，勇敢无畏。他提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而无憾。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27]认为日本变法致强，与其国民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之风俗不无关系。提倡慷慨悲歌、强模敢进、冲决网罗、横绝天空的豪气与不惜杀身灭族、生死不能夺其志的献身精神。
    不禁情欲，有血有肉。他肯定了人欲、人情的合理性，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推崇王船山“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的说话。他驳斥了“万恶淫为首”的观念，他说：“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始，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28]也就是说，人的肉欲是固有的，善的，应该尊重和理解人的这种自然本性。
    此外，谭嗣同还提倡尊今创新、好动厌静、尚奢言利、竞争进取、入世合群等伦理新取向，总之，是力图使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焕然一新。
    如何发“愿心”、平“机心”，如何改造传统民族心理，重建国民道德呢？谭嗣同提出要大讲西学以唤醒国民的道德良知。他呼吁“合同志以讲明心学”，创立一个心学学派。他提倡的“心学”来源博杂，既从佛学、儒学、墨学等东方学派中吸取了养分，更从西学中接受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即以其最重要的著作《仁学》一书而论，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犁洲之书”[29]。他在《仁学》一书中摄取了儒家的“仁爱”、“诚”、“日新”等观念，墨家的“兼爱”、“任侠”等精神，佛学的“慈悲”，“无畏”等思想，但最基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试图在广泛继承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塑造近代资产阶级新人。
    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念，谭嗣同强调用以下三种途径教育国民，他说：“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书院而肄业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30]他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为传播新思想、开通湖南风气、改造全国人心做出了显著的实绩。
    谭嗣同讲求心学，置重“心力”，呼吁发挥主体精神，冲破重重网罗，显示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朝气与豪气。他激烈针砭消极、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人心、人性的摧残，表现出了十分勇敢的反封建精神。他倡导好动、尚奢、开放、进取等新伦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他夸大“心力”的作用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只能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他提倡用一种心力（“愿心”）去拯救另一种心力（“机心”），以道德良知去克服道德沦丧，重视人心改造，但忽视了社会变革对转移人心的作用。他试图以精神力量冲破封建网罗，挽救民族危机，然而，物质的力量最终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不可能单凭“心力”、“愿力”这种主观精神、主观愿望去拆毁封建大厦。
    注释：
    ①②[17][18][21]《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1981年增订版，上册，第196、208、205、226、225页。
    ③④⑤⑧⑩《上欧阳中鹄》，《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59-460页。
    ⑥⑦⑨[11][12][13][14][15][19][20][22][23][24][25][27][28][29]《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63、367、357、291、356、333、318-319、297、320-321、321-323、337-338、348、334、370、344、301-302、293页。
    [16]《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00页。
    [26]《论学者不当骄人》，《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03页。
    [30]《〈湘报〉后叙（F）》，《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