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有关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受贿舞弊。鸦片流毒能在中国大肆蔓延，从来都与有关官吏的受贿包庇密不可分。伶仃走私基地的不断膨胀，也与有关官吏的收受贿赂，串通舞弊有极大关系。对此，当时在华外国人有大量记述。如，胡夏米在谈到对中国其他口岸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时，就提到，“可像伶仃的贸易那样，通过给地方政府以一定收益，就可很快得到当地官府的默许。”[49]麦都思写到：“政府官员定期地登上伶仃趸船，向每箱鸦片索取高额的金钱，以便默许走私的进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人们盛传，甚至两广总督也接受了非常巨额的报酬，以便默认这种非法的交易。”[50]德庇时也提到，伶仃走私的发展，是通过“海关官员极度的腐败受贿”而实现的。[51]东印度公司则把伶仃走私活动的存在称作为中国“地方当局愚蠢与腐败的一个证据。”[52]了解伶仃情况的中国人，对此也非常清楚，冯赞勋就曾指出，由于官方“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鞋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53]正是这些官员的贪赃枉法，为伶仃走私基地的顺利膨胀提供了条件。
    其六，中国水师装备落后，兵勇战斗意志薄弱。伶仃走私基地，是由一批装备精良的外国船只构成的。作为走私基地核心的鸦片趸船，“一般是用麻粟木建造，……船身宽敝，备有坚牢的绳索、巨大的武器库和闪亮的舷炮。”从事鸦片运输的船只，也具有极强的战争力。如怡和洋行的运输船隼鹰号，“船侧有两排钢炮伸出白色的舷板之外，前甲板上和船中央又安有大炮”，从而使“帝国的兵勇们……不敢轻易攻击它。”[54]对具有这种装备的鸦片船，当时中国落后的水师船确是难以与之匹敌。这些，即使在当时中国“天朝上国”意念仍非常完整牢固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在上皇帝的奏折中也给予了明确承认。1834年卢坤在奏折中称：“k3h302.jpg咭唎夷人所恃不过船只高大坚厚，安放炮位较多，内地师船因需巡历浅洋，不能如夷船之高大”，因而，对伶仃走私，只能“重在各口严查，不在趸船之有无也”。[55]这是一种明确的放弃向伶仃走私基地采取行动的表示。对此，清廷亦未加斥责。与装备落后并存的，是水师的畏葸怯阵。“中国水师船常常避免向走私船进攻，因为后者都是由亡命之徒驾驶，……而前者的船员都是以低饷雇佣的人，而且经常是对各种航行事情极为无知”。[56]中国军事力量的羸弱，是伶仃走私基地不断膨胀的另一因素。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伶仃走私基地伴随着各种走私活动的猖獗进行而快速膨胀。到1831年，除固定碇泊的趸船和常川来往的飞剪船等各类船只，单单当年来到中国的“68艘英国散商船中，有32艘注明没有驶离伶仃，美国船33艘，有11艘留在伶仃。”[57]1835年，一在华外人称：“我曾经看见这里有一次聚集了50多艘船只。”[58]足见伶仃走私基地的规模已达到相当庞大的程度。
    三、伶仃走私基地的功能
    伶仃走私基地建立后，特别是1825年以后，与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其功能也日趋复杂。在众多功能中，最突出的有如下几项：
    （一）从事鸦片的囤积、销售。这始终是伶仃基地的最基本功能。伶仃基地建立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鸦片走私体系。从内地“大窑口”的银钱交收，到伶仃鸦片趸上的按单发货；从专司从印度进货的飞剪船队，到专事向中国沿海送货的快蟹船队，使鸦片走私贸易迅速扩张起来。1827年，经伶仃发售的鸦片为10276箱，[59]占当年在华鸦片出售总额的98%。1833年，虽然西方贩毒势力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贸易已相当发达，但经伶仃直接销售的鸦片仍高达20749箱，[60]占当年在华鸦片销售总量的46.7%。猖獗的鸦片走私，使伶仃处于一种畸形的暄嚣繁忙之中。按当时外人描述：“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甲板上堆满了鸦片和白银，“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你便对这种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61]
    （二）作为对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的基地。伶仃走私基地形成之后不数年，就蘖生出另一种迅速蔓延的走私活动，即外船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1823年，由于鸦片大量涌入伶仃，终于导致了因严重供过于求而出现的鸦片积压、跌价。为摆脱这种状况，大烟版马地臣首先立意“开辟中国东海岸上的走私贸易。”当年6月，圣西巴斯提恩号鸦片船驶往泉州，成为对东南沿海进行走私的最早试探。[62]笠年，欧享尼亚号，墨罗佩号和另一些“更小的船只”相继“在帝国东海岸进行运销鸦片”，[63]以伶仃为大本营的沿海走私贸易因此不断发展，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1832年，鸦片船气精号的航程已“远达满洲海岸。”[64]到1833年，在中国沿海售出的鸦片已高达22213箱，[65]超过伶仃基地本身，占当年在华鸦片销售总数的50%。
    （三）从事其他进口货物的走私。如果说，在伶仃走私基地建立之初，是以鸦片为基本走私物品的话，那么，转入1825年以后，利用伶仃从事其他进口物品走私的行为就日益明显起来。1825年广东政府的大米免税政策，使外船为骗取免税待遇，把其他货物卸在伶仃，换装大米进口，从而刺激了各种进口货物走私的发展。到1826年，“在伶仃的交易，无论为何，现已不只限于鸦片，而是扩展到将各种货物转运”[66]在伶仃卸下的各种货物，被“通过各种途径加以处置：有的卖给来到伶仃的本地走私者；有的通过其他外国船带入黄埔，”[67]有的则“用小船驶入内河”。[68]而这些货物的走私又是与鸦片走私紧密交织的。“正是由于广东政府官员在鸦片这一物品上的广泛贪赃受贿，使阻止其他物品在这个口岸附近的走私变得难以实现。”[69]鉴于各种进口货物走私的泛滥，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认为，“假如中国政府不采取比当前的表现更有效的办法去制止走私的扩展，则本口岸的散商贸易就可能全部变为非法买卖。”[70]
    （四）从事非法的出口走私活动。伶仃基地的建立，也为出口商品的走私提供了方便。利用伶仃基地进行的最主要出口走私是白银输出。白银本属严禁出口的物品，但在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中，大量白银被违禁输出。因此，西方鸦片贩子不仅在伶仃“发交输入的鸦片，”而且也“收取相等的违禁的纹银。”[71]白银或是“在伶仃上船，或当船只航经伶仃和澳门海面时上船，”[72]除白银之外，其他中国政府禁止输出的物品也通过伶仃输往海外。对此，一个散商自称：“在出口货方面，我私运大量的白银，……白铜也是如此。指导我的准则是：我将那些违禁品走私”。[73]为了逃税，本可正常出口的物品，也通过伶仃走私输出。如，1833年，在一艘英国船上，就有一大批丝织品和其他货物被缉获，这些“走私货物”是在“转运到伶仃船只的途中被缉获的。”[74]
    （五）为传教士活动提供方便。鸦片战争前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与鸦片贩子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但与鸦片贩子交往频繁，共同组织各种团体，联合鼓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而且，与伶仃走私基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为伶仃基地的走私活动提供服务。如，郭士立的第三次沿中国海航行，就是受雇于大鸦片商查顿，为其鸦片走私“充任翻译”的。[75]而且，此后，他“继续在沿海服务了若干年。”[76]另方面，伶仃基地也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方便。如，传教士准备在中国散发的书籍，“由于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难以找到堆存地点，所以大量存放在伶仃的趸船上”，而这又是靠鸦片贩子这些“仁慈的朋友们提供免费船舱”而实现的。[77]基于伶仃基地所具有的方便条件，一些传教士甚至设想，应在中国设置专门从事沿海传教活动的船只，船上并附有印刷设施。“当这种船未进行航行时，可碇泊在伶仃，在这里，印刷可继续进行，传教士可以居留，而且，停泊在此处大量船只上的水手，也可进行礼拜活动。”[78]
    （六）一度成为英国驻华官员的办公场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驻华商务监督。1835年，担任该职的罗宾臣向英国外相巴麦尊提出了“在珠江口外派驻某种性质的官员或官方机构”[79]的计划，随即，他向在华英商发出通告，宣布开始“驻在泊于伶仃洋的英王陛下快艇‘路易莎’号上”[80]办理事务。1836年，罗宾臣向巴麦尊报告了他在伶仃走私基地驻扎办公的情况，称：“现在使我能够以很有效的方式，从这个锚地的中心位置对前往中国和泊驻中国的商船行使控制和监督权”，“这里没有中国当局方面设置的所有那些障碍、困难和干扰，……丝毫不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81]到1836年中，英国政府批准了罗宾臣的计划，明确要求驻华官员的“管辖范围应于扩大，以致包括伶仃和澳门在内。”[82]伶仃走私基地又“正式”增加了一个特殊功能。
    此外，西方走私势力在伶仃监禁中国民人，[83]多次击伤击毙中国民人而不受任何惩罚，[84]纠集武力向中国水师攻击，[85]对中国的主权进行肆意践踏和破坏。作为走私基地核心的鸦片趸船被称为“流动的外国殖民地”，[86]伶仃基地成了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势力对华展开日益猛烈侵略、冲击的重要据点。
    1839年，林则徐到粤禁烟，除迫使英国人缴出了囤积在趸船上的大量鸦片外，并于当年9月义正辞严地要求滞留伶仃“未去之空趸奸夷”“即日全出”，撤离伶仃。[87]在正义力量的打击下，至10月中旬，鸦片趸船走的走、卖的卖、折的折，被迫离开了伶仃基地。[88]猖獗一时的伶仃走私基地终于灰飞烟灭，遭到摧毁。这是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取得的另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成果。
    但是，鸦片走私势力撤出伶仃后，并未完全离开中国水域。鸦片贩子和他们的船只仍然“往来于香港和其他各岛”，[89]恃机从事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爆发后，“鸦片船踵随于（英国）国旗之后”，[90]很快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分布淀泊，大肆贩毒。鸦片战争后，摄取了侵略特权的西方贩毒势力已不必再借助于伶仃这样的走私基地。沦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承受着更为疯狂的鸦片贸易所造成的浩劫，处于令后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深重苦难之中。
    The Lintin Smuggling Base During the Early 19th Century
    Guo XiaodongAbstract The Lintin smuggling base was an important stronghold from which the Western powers attacked China during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base and its functions.
    [1]本文1996年6月16日收到。
    注释：
    [2][3][6][12][13][15][16][18][19][25][2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386,357,320,338,319～320,320,356,356,358,373页。
    [4][5][22][23][44][45][46][47][53][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0,158,20,84～86,88,126,158～159,85,165～166页。
    [7][8][9][27][28][31][32][33][34][36][37][38][41][42][43][48][52][56][57][59][60][63][64][65][66][68][70][71][72][73][74][83][85]马士：上揭书，第四卷，第17,17,44,17,18,63,81,97,113,204,203,242,113,18,81～82,242,326,141,268,171,143,383,98,346,383,142,160,141,276,274,364～365,365,376页。
    [10][11][14][17][24][29][30][35][62][75][76][89][90]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104,115,115,112,111,111,121,125,126,127,188,190页。
    [20]Auber:China,London,1834,P124.
    [21]马士，上揭书，第二卷，460页。
    [39][40][51][67][69][84]Davis:The Chinese,Loudon,1836,volⅡ，450;volⅡ，450;volⅡ，450;volⅡ，451;volⅡ，451;volⅠ，123。
    [49]Lindsay:On a voyage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London,1834,85～86.
    [50][77][78]Medhurst:China,london 1838,87～88,359,376.
    [54]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8页。
    [58][79][80][81][82]吴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92,87,88,91,97～98。
    [61]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543页。
    [86]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57页。
    [87][88]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岩南堂书店，1967,226,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