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海关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海关，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三千年前的西周。秦汉以后，关卡增多，开始征收关税，海关制度逐步建立，但大都偏重于陆地关津。唐宋以后，随着海上交通贸易的日益发展，在沿海城市和港口，陆续设立管理船舶进出的市舶司，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关的初步基础。清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设立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名称的正式出现，便从这里开始。在这四个海关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特别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来往口岸以后，粤海关的地位更加突出。据《粤海关志》记载，该关在海关监督之下，设立省城、澳门、惠州、潮州、雷州、琼州、高州等七个总口，各总口下辖小口约七十个，遍及整个广东沿海。粤海关当时的关税收入（包括鸦片走私）甚巨，成为清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海关监督也是肥缺，由皇帝从内府差使钦派。粤海关独口通商以后，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三海关，并未裁撤，继续担负国内商船的管理任务。[1]
    晚清近代海关是《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中国古代海关转向近代海关，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而海关的这一近代化进程，又是伴随着丧失海关主权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同时实现的。在清政府被迫签订的《江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载有下列四项规定：（一）废除广州独口通商制度。开辟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五口为中外通商口岸；（二）废除行商制度，准许外商与华商自由贸易；（三）协定关税税率，凡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进口货子口税一律抽百分之二点五；（四）实行领事报关制度，外国商船应纳各项税饷，即由五口外国领事担保。外国商船进口后，即将船牌、舱口单、报单等件，送交该口外国领事，领事根据这些证件，把船只大小、装运货物种类、数量等项通知海关。等到船只卸货、装货之时，再由领事通知海关，“公同查验”。外国商船交纳船钞税银之后，海关发给完税红单，商人即凭此红单向领事领回船牌等件，然后出口。根据上述规定，五口通商开埠以后的晚清海关，便逐步丧失了原有的独立自主权利，多方面遭受各口外国领事的牵制和干扰，尤以领事报关制度，侵犯中国海关主权最为明显，以致走私猖獗，税收不旺。但海关的用人行政权，仍保持在晚清政府手里。
    领事报关制度演变至总税务司制度随着进出口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移向上海，江海关的地位日益突出，逐步超过了粤海关。西方列强驻上海的领事们，早已不满足于领事报关制度，觊觑攫取海关的用人行政权，以便进一步控制海关。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和闽南小刀会攻占厦门的鼓舞下，举行起义，攻占了上海县城，署上海道吴健章逃入租界。接下来，外滩的海关又被群众捣毁，上海海关行政停顿。这就给上海西方列强领事们造成一个绝好的机会。9月9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和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便迫不及待地自行公布了一个《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外商船舶只要向领事交进限期40天缴纳海关税金的期票，就可以离港。这样一来，江海关的税收，完全把持在列强领事之手，清政府几次三番地交涉，并想方设法恢复海关税收，都被留难受阻。直到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台进行会商为止的十一个月间，英商共积欠税款100余万两，分文未缴；法商也全部赖掉；美商积欠35万余两，也只缴了三分之一。
    1854年6月29日，驻沪英领事阿礼国，美领事马辉，法代理领事伊担，和上海道台吴健章四人，在上海举行会议，根据阿礼国提出的方案，商谈具体执行条款，并以会议记录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文件是外籍税务监督由以建立的根据，关系到晚清海关募用洋人的根本问题。从此，江海关的征收洋税权，便正式落到外籍人员手里，当时英国贸易占主要地位，因而主要权力便落在英人李泰国手里。除江海关洋税被外籍人员控制外，其余各海关尚未推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正在寻找机会企图控制整个海关。
    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1858年6月签订了《天津条约》，10月，根据《天津条约》签订的附约中英、中美、中法《通商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关于海关行政问题，作出以下三项规定：（一）任凭清朝总理大臣邀请外籍人员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二）海关任用外籍人员办法，各口划一办理；（三）海关兼办港务和航政，其经费在船钞项下拨用。这样一来，列强控制整个海关的企图实现了，原有的外籍税务监督制度，也就演变为外籍税务司制度了。税务司制度是根据《通商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十款的规定而设立的。这一款成为支配中国近代海关维持了八九十年之久的海关制度，并决定着晚清海关和整个旧中国近代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
    总税务司一职落入赫德之手当时根据《天津条约》，除原有五口外，又陆续开放了牛庄、登州、潮州、台湾、琼州、镇江等六个口岸，共计十一口，再由地方分头管理，已难于适应。故在落实上述规定过程中，设立总税务司一职，便很自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两江总督新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于1859年5月23日，便札委李泰国为总管新关的总税务司，并在上海初步搭起了总税公司署的机构。接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因海关牵涉到洋务，故划归总理衙门直辖，并加委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但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势力再度高涨，席卷江南富庶地区，威胁上海，北方捻军势力也很活跃，清朝统治又面临危局。因此，李泰国心怀鬼胎，不仅不愿赴京同总理衙门取得联系，反而于1861年4月，借口养伤请假一年回英国去了，临行前推荐江海新关税务司费士来和粤海新关副税务司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来华资历虽比赫德老，但不懂中国语文，实权便落在赫德之手。赫德很快被召赴京，获得了总理衙门奕訢、文祥等人的赏识，加上李泰国回国期间代清政府筹建阿思本舰队的手续，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返任赴京以后，态度又十分骄横，清政府很难容忍，乃于1863年11月16日，宣布革退李泰国，派赫德继任总税务司。从此，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便落入赫德之手，直到1908年4月赫德因老病请假回国为止，主持海关工作长达45年。
    晚清海关，在赫德主持下，除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为英国谋取最大利益的大前提而外，应该说整个工作是井然有序，卓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逐年递增，而且增幅相当大；原有的贪污舞弊风被基本煞住了；采用了先进的航政设备和港务管理制度；还创建了近代邮政；等等。
    海关税收占晚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随着进出口贸易量的不断增长和海关的管理得法，晚清海关税收的逐年增幅确是相当大的。据统计，历年海关税收总数，从1861年的5523264两（关平两，下同），增至1910年的35340714两，五十年间增长近6.4倍。在关税分配中，清政府国用和省用，平均占85%左右[2]。因此，关税收入在清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是逐年递增的。据统计，1881年和1891年两年的清政府岁入总数约7700万两和8431万两，这两年的海关税收总数是1508万两和2013万两，占清政府岁入总数的比重是：1881年约占20%，近五分之一，1891年约占23%，近四分之一，可见比重之大和增势之快。
    总之，晚清近代海关是对外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从领事报关制度演变为总税务司制度，具有鲜明的半殖民地性质。但海关税收逐年递增，在清政府财政总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晚清洋务运动概况
    洋务运动的由来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而它的由来，则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还只惊醒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首的一小批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是首先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的中心口号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以道光、咸丰两帝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仍滞留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中国的近代化还未提上议事日程，白白虚度了二十年光阴。直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特别是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焚烧圆明园的一场大火，加上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声势浩大，内外夹攻，这才惊醒了从晚清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包括在朝的奕訢、文祥等人和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不得不起来兴办洋务运动，推动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运动兴办过程作为洋务运动总管和洋务派实际首领的恭亲王奕訢，在他留京主持和议的过程，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震动，首当其冲，刺激最深，影响最大。当和议甫定，他于1861年初执笔并领衔上奏咸丰帝的《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他痛定思痛的产物，后来他一再提到“庚申之变，创痛钜深”，足资证明他当时的心态。奕訢的这个奏折经咸丰帝批准实施，并正式设立以奕訢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但洋务运动的全面推行，则在奕訢、慈禧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以后。
    以晚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35年间，在中国原有封建大地上，出现了以下六方面的新成果：
    （一）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大小共19个单位，其中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五个单位的规模较大。
    （二）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计29个单位，包括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
    （三）兴办了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拥有二十余艘近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开始兴筑的芦汉铁路，通达全国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等事业。
    （四）建立了一支新式陆海军，其中以拥有二十余艘战舰的北洋舰队，实力较为雄厚，并筑成塘沽、威海、旅顺、大连等新式军港。
    （五）设立了同文馆、船政学堂、海军学校、陆军学校等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并陆续派遣了一大批学生出洋留学。
    （六）设立了广方言馆、翻译馆等机构，大量出版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启蒙人民。
    上述新成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由于兴办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是为了挽救、维护和巩固晚清的封建统治，学习西方又限制在引进生产技术方面，封建体制的上层建筑，则原封未动，因而洋务运动推行很不顺利，经常遭受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以致新兴的近代化事业，基础不牢，未成气候，加上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洋务运动不得不宣告破产，近代化的第一炮没有放响，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争论了一百多年。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攻击它是“用夷变夏”，“败坏人心”、“洪水猛兽”；洋务派则自称是“同光中兴”。旧中国晚清以后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站在进步立场的人士，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史学界，继承了原有进步人士的立场，对洋务运动大都抱全面否定态度。六十年代，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还曾遭到围攻和批判。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吹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学风，在全国范围先后召开了七次学术讨论会，对洋务运动史进行深入研究，重新作出了评价。通过历次讨论，目前大陆史学界对洋务运动达成的初步共识是：晚清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是在中国古老而落后的封建大地上进行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尝试，对促进中国的近现代化起过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消极作用，因而对它的评价，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应全面肯定，而应恰如其份，实事求是。
    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总理衙门的双胞胎19世纪60年代以后，晚清海关与晚清洋务运动，简直成了晚清政府推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的两个车轮，两者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而不可分，似乎是一对双胞胎。1861年1月20日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是总管和联系这对双胞胎的领导机构。在总理衙门主持人的心目中，要兴办洋务运动，就必须依靠海关的财源；要保证海关的财源，就必须维护和确立外籍总税务司制度，两者缺一不可。这样一来，推行洋务运动的总理衙门，便自然成为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制度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