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汉学复兴的时代，宋学虽无汉学之盛，但从事者亦代不乏人。考证训诂，汉学据其胜；义理心性，则宋学擅其长。但汉学易被讥为琐碎，宋学常被看作凿空。二者治学手段、方法、途径、职能不同，各有长短。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种普遍认识，认为清代汉学、宋学二方，各执门户，以己所长议彼之短，甚者认为二者纷纭交争，彼此相詈，按剑操戈，党同伐异。但细检清代诸家所论，此种认识缺少具体分析，且乾嘉时期与道咸以降二者关系也有区别，对此应具体而论，若仅概括二者关系仇若水火，诚非笃论，很难令人惬然信服。辨析此问题，对认识清代学术史，无疑是有益处的。
    一
    清代初期，学者生当易代，怀陆沉之痛，憾辫发之辱，力矫明末空疏之习。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垂文作范，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为学不分汉、宋。故皮锡瑞说：“国初诸儒，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1]清代前期批宋明理学最厉者是毛奇龄和颜李学派，但此不属汉、宋之争。所以清代前期无汉、宋二学门户之分。乾嘉时期，考据学主盟学界，汉学已成时会，学者多肆力服郑，综核名实，宋学已渐衰微。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标汉帜者已成门户，遂启汉、宋二学门户之争，在此问题上，汉学家尤受责难。但从乾嘉时期大多数汉学家的言论中，看不出排击宋学的事实，且多主张消除门户之见的持平之论，颇为可怪者，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首先，乾嘉时期就有不少汉学家曾就汉、宋二学关系作过辩论，表示了自己的持平看法。这些汉学家认为汉学、宋学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不应此扬彼抑，互诘不休。如纪晓岚在辨二学之关系时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2]在谈到二学各自长短时说：“《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3]不难看出，纪晓岚辨二学之长短，未袒护任何一方，反对峻门户，固壁垒，此乃持平之论，门户之见，与此回殊。所以有人评论这段文字说：“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4]乾嘉时期，翁方纲被认为辨论汉学、宋学关系“最为持平”的学者，曾作《考订论》数篇，辩论考订与义理之关系，以持平汉、宋之学，他认为“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不应嗜博、嗜琐、嗜异，然后可以言考订，“考订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翁方纲认为，古之立言者，不知有考订，后人有考订之学，是出于不得已，因事有岐出，有互难，有隐僻等，然后考订遂出，所以不应事事皆须考订，即须考订时方考订，也就是说，翁氏既反对为考订而考订的汉学，又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在评论钱载与戴震辨论考订时能破除门户之见：“萚石（钱载）谓东原破碎大道，萚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出当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岐惑焉。东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5]观翁氏所辨，把考据目为手段，把义理视为目的，欲调合二学长处及功能，不为门户异同之争。乾嘉后期，阮元作为学界领袖，主持风会，在汉学、宋学关系上，力持二学之平，他在《国史儒林传·序》中辨二者关系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理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名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其子阮福在此文案语中说：“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6]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乾嘉时期某些汉学家对宋学的态度上，不仅看不出汉学家排击宋学的事实，且对宋学推崇备至。如江永以名物象数之学蜚声学苑，但却为朱熹《近思录》作注，并对朱熹等宋儒异常推服：“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其于学者，心身疵病，应接乖违，言之尤详，箴之极切，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7]读了江永的这段论述，谁能视为有汉学门户之私呢？作为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终生从事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但不菲薄宋儒。段氏曾议以戴震配朱子祠，且在《朱子小学跋》一文中写道：“朱子集旧闻，觉耒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又或谓汉人之小学，谓六书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又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8]此言出自一位汉学家之口，但不囿汉学门户，对宋儒汲汲表彰，治汉学而不废宋学，门户之见何存？
    或有人认为乾嘉汉学家，专务考据训诂，不治宋学，这种思潮本身就有尚汉黜宋之倾向，易成门户。持此论者，颇有世上只应有宋学，不许有他学的偏颇。其实尊汉学也并非始于乾嘉汉学家。考据学作为一种实学是承理学空疏之后而产生的。本身就与尊汉相联系，学问各有所尊，不应视为门户。顾炎武作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者，其尊汉思想在其著述中已有显露，但并非出于门户，而源于经世思想。其尊汉思想，在所作《述古》诗中可以窥见：“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颐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后人尚清谈，土苴斥邹鲁。哆口论性道，扪龠同朦瞽。”[9]所以清人陈澧说：“国朝尊郑君自亭林始也。”[10]顾炎武不独有尊汉意识且有薄宋之肇端。在《与施愚山书》中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11]此乃尊汉之萌芽，薄宋之滥觞，无须讳言。顾炎武能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与此不无关系。但此语出自顾炎武之口，人们大概不会讥为门户之见吧！
    二
    不可否认，乾嘉时期确实出现了一股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但这种思潮早就由颜李学派揭竿于清代前期，并非汉学家独家所为，此乃思想领域各自认识不同，而非学科门户之争。这种对清朝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是历史上出现的进步思潮，乾嘉汉学家如惠栋、戴震、钱大昕、汪中、江藩等人都有针砭程朱理学的文字。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以理杀人的社会，认为“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并谴责宋儒惑于老释之说。[12]与此同时，钱大昕也著文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道观，认为妇女改嫁无可非议。[13]汪中著《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认为未婚之妇“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对于某些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14]用古礼来反对宋儒之礼教。应该看到这些汉学家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内容，是思想认识领域中的争论。可是汉学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学问，所以此不属站在汉学门户上去攻击宋学。如果汉学家以己之征文考献之长讥宋学凿空说理之短，犹可视为门户，但这些汉学家并不反对宋儒重义理的长处。戴震曾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15]由此可见戴震批判的是宋儒的思想内容，而非重义理本身。从这一点上来说，戴震并未峻汉学门户而薄宋学。所以皮锡瑞说：“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一‘理’字。”所以他认为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均“未尝薄宋儒也。”[16]尊汉不一定反宋，王鸣盛是位尊汉极深的学者，可是在谈到汉、宋二学关系时也说：“两家本一家，如主伯亚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盐梅必和剂以成味也。”[17]钱大昕一向反对治学存门户之私，他批评某些浅学之士“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呈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18]他虽与宋儒的某些思想认识有区别，但对宋儒重明道析理、躬行自修十分推崇，在《朱文公三世像赞》中写道：“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之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兹。”[19]作为一个汉学家，如此推崇宋儒，门户之私何见？终清一代汉学家被讥以存门户之见者以江藩为最。因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用了一个“汉学”，便遭来不少责难，惹出很多是非，被龚自珍批评，遭方东树谩骂，被看作立汉学之门户，自清代迄于今日，对其书攻难纷纭。其实，持此看法者，对江藩之苦心并无深解，汉学、宋学乃清代客观存在之事实。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同时也撰《宋学渊源记》，此别户分门记其学行，在于严体例，能更清晰地反映清代学术之真相。李慈铭评《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体例说：“谨守汉学，不容一字出入，殊有班氏《儒林传》、《艺文志》家法。”[20]诚如梁启超所说：江藩“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21]所著《宋学渊源记》虽逊于《汉学师承记》，但也被人看作“无分门别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22]江藩治学虽不取宋学，但对宋儒立身自修却颇推服，他说：“学者治经宗汉儒，立身宗宋儒，则两得矣。”[23]他还举惠栋之父惠半农不反宋儒为例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江藩认为汉学、宋学之区别在于功能不同，不应党同伐异，相互排击，争长论短，并举理学之朱、陆、王之争为戒：“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宋，天下士翕然从风。……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有明儒生k24h411.jpgk24h411.jpg辨论宋、陆、王三家异同，甚无谓也。”[24]又说：“阳明之学，不过因陆子之言而发明之，其后为王学者遂视朱子为仇雠，朱子之徒又斥陆王为异端，而攻击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毁之，甚至谓明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冠盗，而亡于阳明之学术，吁！其言过矣，藩诠次诸君子，于哓哓辨论之家之异同者，概无取焉。”[2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问世后，因被视为立汉学门户，屡遭责难，但为避免与宋学家构怨，对此一直沉默不语，不见反击文字，其胸中所积不平，曾不得快然一吐，以江藩倜傥狂豪性格，而能如此，实属不易。以上这段文字是借批评门户相争时说出的，好象是说，理学家才是峻门户，相訾毁的，汉学家是不立门户的。
    以上所举数家，皆汉学之硕彦，学界之翘楚，但不排击宋学，无过激之言，而多持平之论。何敌若水火之有？在清代，理学常以正统视他学，若与宋儒思想认识不同，则被认为异说或门户，倘若如此，颜元、李塨、王源等人岂不也属立门户，设藩篱？如此好似理学神圣不可侵犯，此乃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之症结之所在，倘若如此，学术史还有何生机与发展？由于汉学家动辄被扣上门户之私的帽子，弄得汉学家们十分谨慎，处处小心，惟恐惹出麻烦，如汉学家焦循就反复辩论反对设考据之名，以免被指责，应“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26]又如道咸时祁{k24h512.jpg}藻嘱何秋涛续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何秋涛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攻之矣！”[27]其实“学人传”远不若“汉学传”更能反映乾嘉以降学界的客观事实，不若《汉学师承记》体例得当。汉学家虽惟恐遭谤，但责难、谩骂、恶言仍未得免，而攻汉者反未被视为门户之私，此真怪事，令人不解且不平。汉学家不排击宋学，且只有守而无攻，何耶？这其中原因有二：
    首先，就学术自身讲，思想领域内认识不同，易起争端，而宋明理学属思想领域，即尊德性，汉学则属学问范畴，即道学问，不属思想意识，故而不易同宋学产生争论。汉学之功在书籍文献，宋学之长的思维躬行，一是辨训诂，考遗文，一是明道析理，如同今日有哲学、史学、考古学等学科，何相互攻难之有？
    其次，就学术的客观环境论，清代自康熙皇帝推崇宋学以来，程朱理学已升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思想，这也是汉学家很少有人公开反对宋学的原因所在。